对于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抄袭事件，武汉理工大学校方称，经调查，校长周祖德不存在论文抄袭，因为他事先对所抄袭的论文一点都不知情。不过，周祖德在给记者的书面材料中称，“我还是负有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

　　又是“不知情”，又只是“疏于管理”，还加上“没有动机”—— 周校长说，“这种会议没有必要去投文章”。这一事件，与年初的浙江大学院士课题组论文造假案，最终的“责任认定”，几乎完全一致。

　　也许周校长所说，完全是“实情”，确实没看过这篇论文，确实没有在这种二级学会的学术会议上投稿的必要。可是，这诸多“实情”的存在，其实比“不知情”、“疏于管理”，暴露出更严重的学术腐败问题：没有任何学术贡献的学术成果署名潜规则。

　　其一，行政领导和导师可以不劳而获，公然侵占他人的学术成果。世上就有这等美事：你不用参与研究、不用参与论文的写作过程，可却是论文当仁不让的第一作者。没有出事情时，这些论文，全归于自己名下，作为自己的成果，出了事情时，可以“一无所知”推掉所有责任。据报道，武汉理工大学有条规定，学生把导师署名为第一作者，自己虽是第二作者，也视为第一作者，这条规定，就在明目张胆地要求学生把导师署名为第一作者。

　　而周校长本人的学术成果是“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50多篇论文被EI和SCI收录”。再看其简历：“1999年回国后任华中理工大学教授、副校长。2000年任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武汉理工大学机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个从1999年起就开始担任行政领导的博导，居然能取得这么丰硕的成果，放在国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成果，又究竟有多少是周校长本人参与的、知情的呢？

　　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曾在其博客贴出一篇文章，批评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其举出一名领导2003年发表SCI论文51篇。一位多年生活在欧洲的学者告诉笔者，在欧洲，根本不会有学者说自己署名第一的论文是自己不知情的，这无疑表明自己公然侵占他人的成果，比抄袭本身还恶劣。

　　其二，博士和硕士成为论文苦力，导师只是监工而已。据报道，关于科研论文的投稿和发表，周祖德课题组有明确要求：一是学生进行论文投稿时，必须根据投稿内容与相关指导老师商量共同定稿；二是收到录用通知后，再将论文交由项目负责人审查，并申请出版费用；三是若论文通过审查，再交由论文的所有署名者予以确认并最终定稿。分析这一“明确要求”，学生们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明白：前阶段的研究、写作，都由学生自己完成，而只是在投稿时才与相关老师商量定稿。这就如同建筑工地上，学生盖房，老师验收、监工。可是，真正的导师制，是老师和学生一起研究、一起写作，在共同研究、共同写作（至少是老师多次反复修改）中得到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学术精神的熏陶。

　　其实，学生自己写文章，写好后署上导师的名字，然后投稿发表，好一点的，导师给论文发表的“版面费”，不好的，自己还要掏“版面费”，这并非个别现象。也正因如此，周校长的解释在国内高校和学术界是说得通的，而且已经有不止一个案例表明，根据上述解释，周校长完全有可能安然脱身。

　　笔者以为，国内高校和学术界要治理学术不端，当从治理这诸多的“不知情”抓起。治理“不知情”，一方面可以做到行政权与学术权的真正分离，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自上任之时起，就把自己定位为职业化校长，而淡出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而有的国家，甚至有法律规定，学者一旦担任校长，不得在任职期间从事学术研究，因为这不符合利益回避原则。另一方面，可以真正建立导师制，即导师与学生一起进行学术研究。

　　“署名即负责”，这清晰而简单的学术原则，体现了对学者劳动的尊重，对学者知识产权的保护。笔者以为，必须以最简单而清晰的方式，认定署名者不可推卸的责任：“知情”是抄袭；“不知情”则是习惯性侵占，两者必居其一。

　　（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