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统计部门再次被推到媒体的聚光灯下。这次不仅有来自中国主流媒体和网民的注目，而且还有海外媒体尖锐的批评之声。针对质疑，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高调回应，表示将致力于提高中国统计的能力、提高统计质量和公信力。

　　中国的统计数据为何屡次受到海外质疑？统计部门该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为此，本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他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有质疑是好事，因为有质疑才有研究，有研究才有前进。

　　危机导致结构与数据背离

　　问：我们发布的统计数据为什么总是受到海外质疑？

　　汪同三：这是正常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海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现状了解不深入，另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统计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海外对中国的情况了解不深入，这种质疑主要集中在用电量的问题上，这个事情其实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出现过。那时我们报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用电量在下降。当时有一位叫罗斯基的美国学者对我们的数据提出了质疑。

　　那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在放缓，但我们相对其他受到冲击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速比较高，但用电量呈现负增长。那是中国第一次遇到比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速明显下降。所以，当时罗斯基提出这个问题很有道理。

　　如果粗看，只是从比较高的统计层次来看，确实是这样，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需要进一步作出分析：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当经济受到大的冲击产生波动时，它的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必然导致用电量发生变化。

　　这也使我们想到，在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从经济结构的变动分析用电量变动的重要性。因此，海外的质疑是个好事。问：这一次的情形也是如此吗？

　　汪同三：这一次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海外重新再把那个故事演说一遍。只是这次提出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个别的经济学家了，它是一个国际机构——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署的经济分析学家又炒了一次罗斯基的“冷饭”，但这次的水平不高。

　　总之，这种质疑是正常的，因为受到危机冲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必然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用电量之间的背离。在经济复苏后，这种背离也会逐步恢复正常。

　　质疑之声值得我们思考

　　问：统计部门要消除海外质疑，需做哪些工作？

　　汪同三：需要改进的方面很多，比如要增强统计科学性，从业部门和人员要有责任心，要敬业，不要搞垄断。还有一个问题是地方数据的总和加起来比全国的数值要大。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值得统计部门深思。

　　统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体制和环境在不断变化，不像一些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体制那么稳定，大大增加了统计工作的难度。但是，还是希望统计部门尽快提高工作水平，提高工作水平的速度应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对于国内外提出的问题，统计部门应该认真思考，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加强自己的工作。统计部门已经认识到这点并进行了改进，但是现在的工作还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因而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国外对于我们统计工作提出的问题和批评，绝大多数是善意的、实事求是的。虽然不排除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有一定政治色彩背景的人的恶意攻击，但总体来说，国外提出的质疑值得我们思考。

　　统计方法需加快转变

　　问：我们的统计工作如何与国际接轨？

　　汪同三：比起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已经大大改进了。原来我们用MPS体系，现在是SNA体系，比过去科学了。

　　但即使是SNA这样一种统计体系，又分为不同的方法，比如GDP就有3种计算方法，一种是生产法，一种是支出法，还有一种是收入法。这3种方法得出的GDP肯定是存在差异的。统计部门的工作质量就是要使不同方法得出的GDP的差距能够最小。

　　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支出法；而中国主要是生产法，但也有按投资和消费计算的GDP，这二者的差距显然比西方的差距要大。

　　问：在统计方法上该怎样改进？

　　汪同三：比如对于职工工资上涨的统计质疑，统计部门的解释是他们统计的范围狭小，没有把所有典型职工包括进去，而只统计了国有企业职工，这就需要以后做一个全口径的统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延续性。比如，以前没有全口径的职工工资，这时就需要创造一个新的数据指标；而一般研究人员还是需要用历史时间序列来做分析，这就要沿用旧的比较有局限性的口径数据。所以，统计部门需要讲清楚，让大家知道是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比如我们讲CPI，是要和去年相比的。

　　问：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全口径的职工工资数据？

　　汪同三：现在的数据主要是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但职工工资涉及到全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过去，国有经济是大头，统计部门只要统计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基本就可以了；而现在发生变化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变小，其他类型的企业比重在增加，如果还局限于统计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就不能代表社会的整体水平了。这种旧方法大约从计划经济时就开始使用了，但统计方法的转变落后于经济结构的转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