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有两则新闻令人振奋：其一，《广州日报》报道，今年6月以来，在重庆“打黑”风暴中，重庆公安系统已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因涉黑被掀翻落马，且目前“打黑斗争”进入纵深阶段；其二，新华网报道，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13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

　　“打黑”捷报频传，经济、社会安全系数空前提升。应该说，成绩可喜可贺。然而，在笔者看来，“打黑”和“除恶”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打黑”是手段，“除恶”是目的。对于当下越来越隐蔽、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的日趋“漂白”的黑恶势力及其产业链，如果想一朝铲除，仍是任重道远。

　　这不是在给打黑行动泼冷水。据最近一期《南都周刊》报道，“现在黑社会犯罪性质也有所改变，原先是低层次的运作，像走私手表，而且暴力性强，现在港澳台黑社会来内地多数‘求财’，很多是做正常生意的，涉及的金额大了，暴力少了。”虽然报道所指为 “香港黑社会”，然而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从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到在公路客运、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以黑养商”的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再到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富豪陈明亮是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部分“黑老大”戴上“红帽子”，官员、商人、匪徒关系微妙，甚至没有什么区别。

　　2000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三次大的打黑专项斗争，其中2006年以来的打黑除恶行动最大。新华网的报道显示，成功摧毁盘踞在建筑工程、矿产开采、交通运输、批发市场等领域的涉黑组织400多个，扣押涉黑资产达40多亿元；全国法院一审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名审结案件共1171件，12796人。这些数据表明，黑恶势力的组织化程度高、从事的业务越来越多样性、犯罪率越来越高，但却多披着“合法”的外衣。

　　黑恶势力的终极目的是金钱。不管官员被腐蚀，还是匪徒式的暴力，只要能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黑恶势力都会采用。因此，要想“除恶”，在打黑的同时，必须完善相应的“封堵”制度。笔者认为，“封堵”制度的关键是不给黑恶势力和官商勾结以钻空子的机会。例如，在政府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中，要加强竞争性谈判，不给“权力”插手的机会；在政府执政行为上，严禁政府针对某一个或某几个企业出台僭越法律的政策；加强公务人员的社会监督力度，不给职务犯罪提供孵化的土壤；研究并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推行“阳光执政”；加强对企业、团体、法人的财务、业务执法等。

　　“打黑除恶”不能重“打”不重“除”，必须在制度上除去“黑恶势力”成长的温床，并形成长效、高压态势。否则，“黑恶势力”如野草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