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转眼即至。一年前的这一天，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金融危机并向全球扩展。一个月后，金融危机转而冲击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了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第一次大幅放缓……

　　随即，从美欧日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失业大军不断壮大，贫困现象加剧。一些国家甚至出现社会危机，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游行、骚乱、政权更迭……类似“美国人拖垮了全世界”和“全世界都被美国"挟持"了”等愤怒言辞不绝于耳。

　　一年后的眼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央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吴念鲁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中国银行澳大利亚分行董事、中国开放论坛理事王元龙也告诉本刊记者，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从中国来看，现在都出现了一些经济好转的苗头，“应该说，目前正处于U型的底部，是比较缓的阶段。”

　　8月6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也强调，在经济刺激方案以及财政部和美联储稳定金融市场和住房市场等行动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经济下滑趋势已经明显放缓，“在今年底和明年初，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将更加明显。”

　　“但是，这并不能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问题都没有了。”现在，吴念鲁更关心的是，“各国的大规模信贷资金是否得到了有效落实？实体经济是否真正好转？就业和消费两大复苏关键指标是否回升？都还有待观察。”

　　不过，无论如何批评当前发达国家领导人在应对危机上的迟疑和缺憾，王元龙认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G20三次聚首，表明了各国同心协力应对危机的决心。”比较过去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吴念鲁指出这种“同舟共济”的难得，“任何一个国家的"落井下石"，都会对应对金融危机带来极大的创伤。因此，大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了要共同采取措施，而且措施力度也前所未有，包括国际金融组织。”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这场危机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已经显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肖炼，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说，“全球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外交格局正在因此重新洗牌”，多极化的格局已经从政治向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全面蔓延和深化。

　　“每个国家都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否能够将危机转化为伟大的历史机遇，将决定未来各国相对实力之兴衰。”为此，知名金融学者、太平洋研究院院长向松祚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金融危机一年来的种种现实已经表明，“人心思变、世界思变，潮流不可挡，中国需要抓住机遇，因势利导。”

　　追逐“隧道微光”

　　如何复苏？如何率先复苏？正在成为当前世界大国竞争的新焦点。原因很简单，谁抓住这个先机，谁就可能占领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因此，“隧道微光”和“绿芽”一时成为市场舆论的中心话题。

　　7月31日，在“风暴中心”，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此前几个季度修正后的GDP增长数据，从2008年第二季度至今年第一季度分别为1.5%、负2.7%、负5.4%和负6.4%。同时，美商务部还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实际GDP的增长数据为负1%，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开始呈现V型反转迹象。

　　除了GDP数据，住房市场有关指数、消费者信心、先行经济指数、个人消费等经济数据都发出积极信号。贸易平衡状况有所改善，经常项目赤字缩小，美国劳工部8月7日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就业岗位的失业率从6月份的9.5%降至9.4%。这是美国失业率自2008年4月份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目前，美国政府大力推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创造就业为近期核心，以打造美国持久竞争力为长期目标，以新能源开发为新引擎，以深化金融监管改革和医疗改革为制度保障，为未来繁荣和长远发展奠定基石。在国际上，美国已经成功地把“新能源”和“气候变化”设置为国际议程，希望借此引领国际合作，主导全球经济发展。

　　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经济政策将着力实现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提出的4个转变，“重塑后的美国经济将更加注重出口而非消费，更注重环境而非依赖化石能源，更注重生物和软件工程而非金融工程，更注重广大中等收入阶层而非占人口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增长”。

　　美国人变革的决心甚大。萨默斯警告说，“如果不加强金融监管改革，下次经济复苏仍然会被资产市场泡沫所扭曲；没有全面的医疗改革，就很难保证长期联邦债务不会失控；不推进全面的能源政策，美国经济就会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痛苦影响；不扩大和改善基础设施，美国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限制，发展的瓶颈到头来会加重通货膨胀压力。”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上半年中国经济7.1%的增速，几乎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去年9月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真正着手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政策的结构性优化调整成效初显。

　　但中国领导人对此也有清醒认识。8月22日～24日，温家宝总理在浙江考察时强调，“经济正处在不进则退关键时期，经济还缺乏内在动力，政策仍起重要支撑作用。”他指出了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包括外需下滑、经济内在动力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以及短期扩大内需的难度较大等。因此，温家宝指出，要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产业振兴规划，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王元龙认为，如果仔细分析中美两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其思路是提高本国经济自主性、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加强社会保障、以新能源革命为契机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因此，一切大规模的政策措施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些目标展开。这也表明，谁能在这些领域率先打开局面，谁就有更大的机会率先复苏，掌握未来全球竞争主导权。”

　　在他看来，尽管中国自身问题众多，但相对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无论是在决策效率、资金还是在社会稳定、发展潜力上，具有一定的较为明显的优势，“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决策层的政策思路和方向，准确把握了治理危机的关键所在。关键是执行决策和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他认为，只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率先掌握未来发展先机的可能性，就会超过其他国家。”

　　全球格局巨变到来

　　这种应对危机中对抢占先机的竞争，其后深刻的背景是全球多极化格局加深，导致了国际政治巨变的开始。对此，肖炼指出，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金融事件，其后果不仅危及到了全球金融的稳定，而且对国际经济、金融乃至政治格局都正在产生持久的影响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部研究员甄炳喜对《瞭望》新闻周刊具体分析说，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是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而且还引起了实体经济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衰退。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是负1.4%，这是二战以来首次世界年经济增长为负。美国GDP的峰值和低谷比较下降了3.9%，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而且已经持续了18个月，也是二战以来最长的。工业生产指数下降了15.1%，失业率是10%左右。

　　与此同时，所有发达国家都陷入同步性衰退，欧元区、日本等，有些下降幅度甚至超过美国。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负增长，俄罗斯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出现两位数下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也出现大幅度回落。更严重的是穷国资本的大量流出，贸易出现大幅度逆差，一些国家货币贬值、失业率升高造成贫困现象更加严重，甚至陷入粮食危机。一些国家出现社会危机，有30多个国家出现游行、骚乱或政权更迭。

　　在肖炼看来，由此导致了四大突出的表现：一是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金砖四国”日益崛起；二是欧洲统一意识高涨；三是拉美左翼力量进一步加强；四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巴以和平等一系列事关全球格局的重大问题上，美国已失去“一言九鼎”的地位。

　　与之相对应的是，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欧元区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居于前列。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金融格局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和新的思潮，欧元已经成为美元的竞争对手，而关于人民币、卢布、雷亚尔等成为世界清算货币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肖炼将之总结为，“国际政治格局正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发展，国际经济格局正由全球化向区域化渐进，国际金融格局正由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演变。”

　　向松祚具体就未来国际金融大势作出了四个基本判断：其一，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战国竞争时代”，但美元仍将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金融危机刺激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深入思考本国的货币战略和国际金融战略。未来20～30年，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演变为一个寡头竞争、类似“货币战国时代”的货币体系。美元地位将相对下降，欧元、人民币、日元、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等其他主要货币之地位将相对上升。

　　“其中，必须清醒，美元远不会像一些评论者所声称的"彻底崩溃或破产"。”向松祚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之根本是科技和经济实力之相对转换，美国在这些方面依然雄踞全球龙头地位，“未来数十年，尽管地位将相对下降，美元仍将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我们不要因为某些"耸人听闻"之评论而错误地估计形势。”

　　其二，国际金融中心之竞争将愈演愈烈，世界金融中心格局将逐渐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我国政府决定全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世界高度关注(或警惕)。未来15～20年，国际金融中心之竞争将愈演愈烈。奥巴马政府上台只数月，就推出全方位金融监管改革之方案，旨在重整华尔街和美国金融帝国之雄风。

　　“不过，如果中国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上海和香港非常有可能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和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甚至位居更重要地位。”但向松祚提出了一个条件，“中国是否能够走出一个不同于英美金融发展模式的"新金融发展模式"，是未来全球金融中心竞争的核心力量和核心问题。”

　　其三，未来数年，发达国家经济体将陷入低速增长，出现“滞胀”之可能性不容低估。最近数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欧洲和日本尤其如此。然而，由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毫无节制的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加上美国的巨额外债和国际收支逆差，发达经济体出现“滞胀”之可能性绝对不容低估。“对于中国来说，将非常不利”。

　　综合分析各种数据，他认为，全球货币和信用扩张所创造的资金，已经有相当部分重新流入虚拟经济，“近期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攀升，并非是实体经济复苏之反映，而是信用资金流入虚拟经济之结果。”他强调，全球已经重新出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严重背离，“中国亦是如此，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必须认真研究，采取正确措施加以解决。”

　　其四，金融危机触发全球产业大规模的分化、整合和转移。金融危机将导致全球许多产业产生大规模、大范围的分化、整合和转移，包括金融业和制造业等很多产业。汽车行业的全球分化和整合仅仅是个开始。发达国家很多产业还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奥巴马政府的基本国策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内，重点推动三大类产业发展，来启动美国经济新一波的高速增长。一是清洁能源或新能源，一是生命科学或生物科技，一是以航天和航空科技为代表的军事科技。三大领域的主要竞争者主要是日本和欧洲。三大产业取得成功，又将深刻影响世界产业布局。中国亦必须提前制定相应战略和策略。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否将这股全球产业的分化、整合和转移，与中国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向松祚认为，这是中国摆脱“世界加工厂”的最好契机。

　　中国的机会

　　“回望大国崛起和衰落之历史，我们皆能清晰洞见每一个国家所历经的多次战略机遇和战略拐点。”向松祚列举了上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三次危局中主动变革成功的案例：

　　罗斯福面对1930年代“大萧条”之巨大挑战，成功“重塑”美国经济金融体系和世界秩序；1970年代西方遭受前所未有之“滞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毅然发动“市场化革命”；经历文化大革命之中国经济濒临破产，邓小平以其雄才大略，成功实现中国之战略转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恢弘的经济奇迹。

　　“危机将此前隐藏的问题以最赤裸的方式展示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思考解决之道；危机唤醒和凝聚国民共识，让战略转折能够成功实现。”不过，向松祚认为，危局巨变下的中国机会，需要修正和增强四大政策方向：

　　其一，降低出口依赖，必须建立刺激内需之长效机制。刺激内需主要依靠人民收入水平之提高，必须对税收体制和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尤为重要的是，刺激内需之长效机制必须依靠现代金融服务之普及，没有金融或信用手段之推动，内需很难真正刺激起来。

　　其二，反思“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坚定自主创新之决心。以坚定明确的国家意志强力扶持某些重点产业之技术进步，努力提升重点产业跃居全球领袖地位，是世界大国产业复兴之共同经验。没有明确坚定的产业政策，就谈不上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的关键动力是企业之自由竞争。一方面，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外国资本以各种形式控制中国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要鼓励中国民营资本或私人资本参与所有产业之竞争。体现国家意志之产业政策并不是非要国有企业来执行，应该允许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所有产业领域公平竞争。这就需要进一步放松产业管制和准入门槛。

　　其三，改变“重税收、轻金融”之思维，加速金融对内放开之步伐刻不容缓。所谓依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主要功能，核心是依靠金融市场。中国的经济传统历来是“重税收、轻金融”，与英美“重金融、轻税收”之传统正好相反。西方凭借金融的力量可以非常有效地让全球资源为之服务，他们通过金融工具占有全球的资源。金融危机教育我们，不掌握一般购买力的创造，就不能参与和分享国际一般购买力，终究要吃大亏。

　　与此同时，没有国内金融业的对内放开和充分竞争，上海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仅依靠几家国有金融机构难以支撑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更何况，如果上海金融中心主要靠外资金融企业来支撑，那又怎么谈得上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呢？

　　其四，金融对外开放战略应该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我国的对外金融战略，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就是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之重建。当然，决不是将IMF提升为“准世界中央银行”，而是贯彻胡锦涛主席的主张：“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核心战略就是将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最重大的步骤。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