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金融海啸摧毁了无数的金融神话，素有“大笨象”之称的欧洲最大银行汇丰控股(00005.HK)，在金融危机中亦未能幸免。

　　令其失足的主要是北美业务，2008年该地区的全年亏损额达155.28亿美元，超过亚洲和拉美的盈利总额，成为拖累汇丰控股业绩的“罪魁”。

　　受伤的大象如何另辟蹊径，再度起舞？9月4日，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汇丰控股执行董事兼亚太区主席郑海泉向本报记者详解汇丰策略。

　　郑海泉认为，在亏损严重的北美市场上，即使是部分小股东施压要求退出，但出于责任感，他们仍然坚持不出售，而是压缩市场恶劣的消费信贷业务。

　　另一方面，汇丰更加倚重新兴市场。郑海泉说，汇丰控股计划未来新兴市场盈利贡献达到60%以上，为此即使在危机中，他们仍加大了亚洲地区的投入，“不少银行出售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股权投资，比如把中国的投资卖掉。我们坚持不减持，反而继续扩大投资”。

　　对于备受争议的混业经营，汇丰控股似乎也没有改变的计划。郑海泉认为，混业经营仍然具有优势。

　　因此，尽管去年盈利大幅缩水，但令汇丰庆幸的是，今年中报传递乐观的信息，税前利润50.19亿美元，同比下跌51%，但环比则上升412%，比去年下半年增加了60亿美元，其中亚洲地区功不可没。汇丰因此也是少数能有底气未接受政府援助的银行之一。

　　放弃美国？“我们不能不负责任”

　　我们以前业务分布是1/3在欧洲，1/3在美洲，1/3在亚洲，现在我们希望未来利润的60％来自于新兴市场。

　　《21世纪》：汇丰在应对危机中，对自身的经营策略和业务结构做了哪些调整？其间，你个人是否遇到两难的决策？

　　郑海泉：我们基本方向没有改变，其他银行都在调整资产结构，他们流动资产不够，但汇丰不存在这种问题，我们的经营策略一直比较稳健，资本充足率、流动资金率并未出现巨大的危机。

　　当然由于各国监管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今年三月我们也逆市进行了配股，募集了178亿美元的股东权益，把我们的一级资本比例从2008年年底的8.3%提高到了10.1%。

　　为什么这么做？一是全球的监管机构都在考虑提高银行的资产充足率。另外，虽然汇丰一直保持雄厚的资本，但其他银行由于政府的注资，提高了资产充足率，汇丰要保持资本的领先地位，也需要集资。

　　虽然基本方向上没改变，但在业务的方向上，我们有所调整。在美国方面，由于美国经济放缓、失业率上升，消费信贷恶化，我们把美国汇丰融资有限公司除了信用卡之外的其他消费业务都砍掉，现在汇丰融资的总资产已经低于1000亿美元。

　　新兴市场则是我们重点投资的对象，希望未来业务的60％分布在新兴市场。不少银行出售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股权投资，比如把中国的投资卖掉，以套现资本。我们是坚持不减持，反而是继续扩大在内地的投资。

　　除此之外，我们对贸易融资和对全球的金融理财需求的看法都没有改变，唯一调整的就在美国市场。

　　《21世纪》：对于汇丰融资，一些股东反应比较激烈，(汇丰融资的前身是5年前以148亿美元收购的Household，在金融危机中严重亏损，被一些小股东形容为“灾难性的策略错误”)在金融危机处于非常低潮时，有些股东提出来，建议出售并退出美国的业务？

　　郑海泉：有些人建议把美国的业务全部关掉，但我们觉得有些不负责任，放弃美国业务将损害集团品牌及声誉。比如我们发的债不还怎么行呢？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之一，不可能在美国没有业务。

　　在美国的业务一定要继续下去，但具体的策略要看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现在我们认为在美国的业务应该和我们的国际网络，也就是我们的国际贸易挂钩，而不是消费者信贷。实际上，我们在美国的优势在于国际网络。我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客户都不是问汇丰能在美国替他们干什么，而是问他们到其他国家投资，汇丰能帮他做什么。

　　《21世纪》：我们也注意到，包括汇丰在内，很多银行将市场的重心转移到了新兴市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相比，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有何不同？

　　郑海泉：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金融危机后货币大幅度贬值，亚洲很多国家无法偿还外债而铸成危机，现在则不是，现在是美国出问题，反而亚洲国家平稳些，亚洲金融机构损失也比较少。

　　去年美国出问题时，我们对亚洲情况也做了研究，主要看几个指标——财政赤字有多少，对外收支有没有失衡，失业率数字，以及货币是否贬值。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基本面都还是好的。

　　我们以前业务分布是1/3在欧洲，1/3在美洲，1/3在亚洲，现在我们希望未来利润的60％来自于新兴市场，因为新兴市场的增长率一定比成熟市场快，并且金融服务需求也要增加。举一个例子，2005年我曾去越南寻找机会，当时越南8300万人口，银行的户头却只有200万，现在听说已经有800多万了。

　　上半年汇丰控股的香港和亚太其他地区(包括澳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税前盈利45亿美元，占集团50亿美元的90％，而北美洲则亏损了37亿美元，欧洲盈利约30亿美元。

　　所以近几年我们一直加大对亚洲区的投入。在亚洲地区我们成立了多家保险公司，银行方面，2009年5月我们收购印尼BankEkonomi，2009年1月成为首个在越南注册的外资行。在印度收购了一个证券公司。在内地我们已是本地注册，参股了平安、交行、兴业银行，还合资成立了汇丰晋信基金公司，已经盈利了，另外，最近又开了一家保险合资企业，现在在内地就差参股一家证券公司，目标正在寻找中。

　　低杠杆时代：ROE目标 15%-19

　　%我认为监管应是管机构少管产品，不应该就某一个产品是否能推出来进行监管。

　　《21世纪》：最近欧美银行都发了中报，看起来报表情况有所好转，像汇丰、花旗的股票也开始大涨。银行业是不是已开始走出贷款持续减值和经济低迷等问题造成的困境？

　　郑海泉：现在美国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美国的房地产怎么走，看不清楚。不过，我不大担心会出现大的风险和大的拨备出现。各种经济数据已不像以前那样全是坏消息。

　　银行股大涨已经基本反映了市场对银行的乐观，实际上很多银行的财务状况已经大有改善，不少银行还提出要还掉政府的注资，当然小银行除外，他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21世纪》：在资金拆借市场上，银行业的信心是否已开始恢复了？

　　郑海泉：我们对同业的信心确实有所增加，现在银行同业之间的拆借是比较正常的，creditspread(信用利差)缩窄，而且现在资金蛮充裕的。

　　《21世纪》：这是不是意味着，银行业已度过最糟糕的时期？如果有新的风险，会来自什么因素？

　　郑海泉：我个人觉得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亚洲的经济增长数据比较乐观，比如说韩国GDP相对一季度有所增长，中国也是。但情况会不会再坏呢，我觉得也有可能，但“大坏”的情况不会出现。

　　现在的问题是过去12个月为了度过金融危机，各国都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是不把这些货币供应消化掉，将来通货膨胀就会报复。因此，现在是继续大幅增加政府支出，还是采取比较谨慎的财政策略，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我个人觉得，目前还是应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因为通货膨胀还没有来临。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增加就业、增加需求，如一不小心，经济就会出现W形的走势。而过度的流动性和货币供怎么消除，这是未来需要考虑的。

　　《21世纪》：在金融危机下，银行都需要去杠杆化，因此会不会对ROE、ROA的目标设定有所下降？

　　郑海泉：银行还是希望ROE能增加，但现在监管对银行的资产充足率要求有所提高，所以杠杆系数不能太高。

　　汇丰也研究过自己的业务模式，我们过去一直是比较保守的，在低杠杆率时ROE能达到15%-19%，所以现在即使整个行业进行去杠杆化，对我们的影响不大，我们认为现在的形势下应该也能够保持这样的水平。

　　混业经营：东方不亮西方亮

　　现在即使整个行业进行去杠杆化，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大。

　　《21世纪》：一些专家认为，金融危机证明混业经营模式是失败的，但中国金融机构现在很热衷混业。对汇丰来说，混业经营的难点和风险点又是什么？

　　郑海泉：我个人认为混业经营是具有优势的。虽然混业经营存在风险，但是如果用不同的人才去管理不同的业务，保险人才做保险，银行人才做人才，把风险管理好，不要太激进，应该对金融体系是好事。

　　分业经营最大的问题是收入来源太单一，比如说银行只能做贷款，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不高，那么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问题。相反混业经营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有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混业经营对提高对客户的金融服务也有利，可以在一个银行办理所有的业务。

　　从汇丰来讲，在形式上我们银行、保险都是独立的公司，但汇丰控股可以进行混业经营。当然混业经营需要满足各国当地监管的实际情况。

　　《21世纪》：那你觉得监管上怎么适应混业经营？

　　郑海泉：监管到底是分开还是组成一个统一的监管体，各有利弊，最终要看哪种方式更适合。

　　《21世纪》：香港迷你债事件引发了大家对监管的反思。有些人提出监管不应只“管机构”，还应该“管产品”，你怎么看？

　　郑海泉：金融创新不断创造新的产品，监管产品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监管应是管机构少管产品，不应该就某一个产品是否能推出来进行监管。

　　但监管和金融机构应注意对投资者的保障，一定要让投资者清楚他所面临的风险。迷你债事件后，香港认为银行应该让投资者清楚的了解风险，但是有些投资者说还是不能理解，所以现在提倡录音。

　　比如说我买汇丰最近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客户经理就会给我做投资者分析，看我是否懂人民币债券，一般都要半个小时，还要录音。

　　不过现在也有人提出说，是不是保护过度了。实际上，投资者也有责任理解风险，特别是潜在风险这一块。你不能说我买了这个产品，我完全没有这样的责任，这种说法我不接受。但是对于一般的非机构性的非专业投资者，最好不要推出一些太复杂的产品。这也是雷曼事件应该吸取的教训。

　　 但什么是复杂，什么是不复杂呢？这也是比较难定下来的问题。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要确确实实的检讨。

　　《21世纪》：金融危机中，很多银行的问题来源是银行的自营业务，尤其是一些表外资产，对这方面的监管真空地带，未来应该怎么改变？

　　郑海泉：这些问题的确引发关注。现在的方向是，金融机构的董事局应该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有清晰的策略。现在已经有人要求董事局必须要建立风险管理委员会，以纠正过度的风险偏好。

　　最近英国发布了一个报告，主要是研究高管薪酬和机构风险偏好的关系。未来的方向是，银行的绩效考核不能鼓励过度的风险追求，事实上，内地也已经在做了，对金融机构高管进行限薪。

　　我想这些方向是对的，我们不能鼓励过分的风险追求。

　　(本报记者郑小伶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观察·

　　谦虚对手

　　在浦东香格里拉的一个行政房间里，郑海泉已坐在那里等我们。他满脸笑容，伸出手，温暖而有力。

　　之前汇丰的员工与我提及，郑海泉颇具些传奇色彩。3岁时，不幸患小儿麻痹,终生难离拐杖。但多年打拼后，2008年郑海泉被任命为汇丰控股执行董事，这是汇丰控股创办143年以来，首位华人担任该职位。

　　通常我以为这样的人物，会暗藏几分霸气。

　　不过眼前的这位先生，不停感谢我的同事从广州专程飞往上海采访他，在采访中，他耐心画图解释，颇具亲和力。

　　更令我们意外的是他的一段“坦白”。

　　“外资行在内地竞争很吃亏的，我们的强项是贸易融资、现金管理，单纯贷款规模一定拼不过内地的银行。”郑海泉说，“所以我见到本地银行行长都会感慨说，你们太厉害了，我们比不上。”

　　这把我们逗乐了，以为他不过是开玩笑而已。不过他却很认真。

　　他说，你们真的可以这么报道，“我真的觉得内地的银行做的不错，我跟我的老朋友马蔚华(招行行长)、姜建清(工行董事长)说，不要把汇丰看作竞争对手，要给我们一点空间。”

　　这让我联想起，2007年外资银行刚获准在内地注册为法人银行时，市场上气氛紧张。中资行把外资行的进入称为“狼来了”，把未来的竞争视为“与狼共舞”，尽管当时外资行的市场份额不过2%。

　　不过，郑海泉的感叹或许是来自于今年市场的挑战。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中资银行信贷高歌猛进，外资行信贷却不增反减。

　　其中苦衷颇多，外资行中国公司的资产规模不过1000多亿人民币，汇丰的网点最多，也不过接近90个，存款规模更是与中资行难以匹敌，更重要的是，在政府性项目上，他们抢不过内资银行。

　　看起来外资行似乎不是对手。不过，如果就此把外资行的“谦卑”当真，那可能真的危险。对于未经历经济周期洗礼的中国银行业而言，竞争还未真正启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