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上演“劳资大战”。据韩国《中央日报》8月12日的报道，京畿道地方警察厅特别搜查部追加拘留了双龙汽车平泽工厂的37名工会成员及1名外部人员，他们曾占据双龙汽车平泽工厂，并采取暴力行为与警方对抗。

　　中国前不久发生了通钢事件，工人们聚集冲突中，令新任总经理致死。

　　据法新社8月10日的报道《法国劳资冲突：暴力在升级》，工人们扬言摧毁劳动工具、罢工纠察队封堵工厂、高管被非法拘禁，激烈的冲突此起彼伏。

　　这是近段时间以来密集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典型代表，核心是劳资矛盾。法国劳资大战中延续了法国民众的大无畏精神，颇有法国大革命的气势。媒体分析了法国人为什么总在罢工。《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如果有一种约定能让法国人认真自觉地遵守，那必定是当工作受到金融危机的威胁时，全国的劳动者以反抗来胁迫。”《纽约客》周刊则说：“近期社会新闻所报道的抗议行动，实际上只是法国人用起义来反抗逆境这一固有习性的现代版本。全球经济危机令这种传统高调地卷土重来。”

　　而韩国人剧烈的劳资冲突，或许也与他们国家庞大的工会势力有关。《21世纪经济报道》8月7日《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文章指出，面对人数众多、组织严密，而又素以强悍暴烈著称的韩国工会，李明博要拿下整个工团堡垒，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中国的劳资矛盾则呈现一种民众心理的无奈。本来，通钢的效益就已经令人不安，改制更是激化了矛盾。《财经》杂志8月17日文章《通钢改制之殇》指出，通钢集团2005年至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8.58%、9.52%和15.50%；到2008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6.55%；到2009年2月净资产收益率更是达到-23.46%。这一切都与行业水平相差甚远。

　　与法国、韩国相比，中国的工会势力要弱小的多，民众多是自发组织反抗。不过，中国呈现出来的明显特征是，特定事件具有涟漪效应和放大效应，在通钢之后，相继又出现了河南濮阳林州钢铁公司职工不满改制，把地方国资委副主任软禁了90小时。

　　经济危机下，劳资矛盾的解决方案中的核心词无非就是妥协与平息，在法韩那样的发达国家中，国家决策者会为劳资矛盾感到些许头疼，但是不会感到惊恐，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则会因为这些事件感到“惊恐”，因为这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管理的合法性问题。事实上，我们也看到，通钢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立即宣布建龙永远不会重组通钢。而法韩的相关冲突，则更多是胶着，警察依法办事、工会与企业主谈判，等等。这两种社会中对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方式，代表了这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也提示我们解决群体性事件，除了经济复苏之外，中国还需要在国家制度安排层面破题，重组不能政府说了算，应给民众合理的反馈渠道和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