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庸置疑，65岁的柳传志会永远记得2009年9月8日，他推动联想控股的国有大股东，将29%股权转让给民企泛海集团，联想真正意义上的民营化改制得以实现实质性转折。这一重要变化对联想或是顺理成章，可视为8年前第一次改制的延续。

　　有意思的是，柳传志促成的本次改制，没有赢得外界压倒一切的叫好声，反而引发了这种股权转让是否足够公平的争论。因为在过去20多年里，虽然国有股东占绝对优势，但他和联想高管却是典型的内部人控制，国有股东的发言权行使得并不明显。

　　现在通过民营化改制，股权结构更多元，有利于完善联想的治理结构。但联想这一脱胎于国有资本和资源的企业，却因此变身为民资绝对控股。这是否成为新一轮国有控股企业私有化浪潮的起点，或者说成为一种产权意义上的“国退民进”成例，值得深究。

　　首先要看到，联想和柳传志都有其资源占有上的独特性，这决定了联想此次民营化改制，并不必然成为流行范本，或者说，其他企业要以此为例进行类似改制，还需要时间和条件配合。但其中透露的重要信息令人鼓舞，即：拥有核心政经资源、人脉关系和经营管理实权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有望找到并利用更多政策机会，在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中获得更大权益。

　　至于这种获益的公平性，则很难按常理去界定。比如联想，25年前创业时，以中科院计算所20万元资金为起点，但25年后，“净资产上百亿元、品牌显赫、猛将如云的联想控股”，究竟该归谁所有，就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抛开表面上的所谓国资流失争议，我们更看重的，是创业者和管理者应当获得怎样充分的激励与回报。

　　即使这种激励与回报，从常识看有可能多了些，也不妨鼓励并宽容。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就是在“去国资化”和市场化的双轮驱动下实现的。而国资的做大，与民企的成长，都有赖于一大批面向市场且经历考验的企业家锐意进取。对于这些先行者和成功者，从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原则出发，宁可激励过头，也不要激励不足。

　　因为这种国有股权向民资的转移，不同于那些只靠特殊关系，做低国资估值，掠夺式吞并国资的权势者。在那样的钱权勾结交易中，市场化的公开、公平、公正无从谈起，权势者不过是借改制之机，行私有化之实，那是最坏的一种私有化，是赤裸裸的“分肥”。

　　如何区分“分肥”与“回报”，差别在于当事人的付出。如果付出是实在的，是劳动与创造所产生的内在价值，其所得就是回报；反之，如果没有真实的劳动和创造付出，而是靠关系和钱权交易而谋利，就是分肥。国资分肥之所以不能被接受，就是分肥者只是通过权力占有、再分食。显然，联想是创业者一点点干出来的，没有获得过多少额外的政策或权力关照，并且20多年来，联想给国有股东的回报非常充分，国资控股股东也不能贪得无厌。

　　因此我们对联想的民营化改制充满期待，它本就属于历史遗留的产权与激励问题，是敏感的国资控股权如何平稳地通过透明交易，转向创业者和私人主体。这与权势者吞没国资行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有更接近于市场化资源配置的交易方式，可以避免成为内部人控制下的分肥，即使难免瓜田李下的国有股权民营化折价，恐怕也是国资股东必须面对的现实。

　　从这点上说，柳传志的确比同时代的许多企业家更有勇有谋，他再一次把握了历史性机遇。8年前，联想从国资股东虎口中夺食，分出35%股权给职工持股会，打破了国资向私人转让股权的坚冰。今天，国资控股股权向民资转让，则为更多国企改制提供了突破性样本。

　　多年来，激励机制不充分、不规范、不够市场化，国有股权民营化改制的诸多暗箱操作等，几成中国企业的通病。许多国有控股企业，特别是仍保留颇高行政级别的央企，高管们往往没有股权激励，货币薪酬也远未市场化，账面收入看起来似乎与同级公务员差不多，但事实上的各种补贴、福利等潜在利益，却是油水多多。在尽可能满足国企高管实际上的高收入同时，也形成了许多外人搞不清的成本黑洞，这是国企一审计就出丑的制度诱因。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类似联想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初放增长阶段已经过去，后续发展要靠更多优秀人才。而要吸引并留住人才，不能只讲所谓“责任心、上进心或事业心”，而应按市场化的人才价格机制，进行合理定价，并有充分业绩回报。

　　其中的关键，就是股权激励，这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所在。改革30年，改到深入必是破题产权，第一阶段的初步产权明晰，曾造就了中国30年里最长时间的爆发式增长，这种权责利相统一，让人人为己的同时，形成集体性发展动力，是市场经济的魔力所在。

　　而中国改革多年来的路径探索，近乎唯一的可行方式就是增量改革，即创业者的回报，通过未来公司价值折现来实现，同时也充分照顾国有股东的权益，以免寸步难行。

　　今天，中国更深层的产权改革和企业改制已无法绕开，让创业者突破各种限制，敢于争取应得的回报，并以合乎规范的方式拥有股权激励，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09年9月8日，柳传志和联想再次创造了中国新的企业产权改革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