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IMF高级官员接受早报记者专访：货币政策退出策略须与财政政策相协调

　　美国匹兹堡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召开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商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策略”。IMF有关官员接受早报专访时提出，中国可先考虑货币政策的退出。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指出，G20只是以原来的七国集团（G7）为核心的论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跟风西方国家。

　　东方早报记者 沈雁飞 黄武锋

IMF财政事务部主管卡罗·考特赫里

IMF货币资本市场部主管约瑟·维诺

　　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召开前夕，最令市场揪心的议题莫过于“退出策略”。

　　在全球经济初现复苏端倪的情形下，各国应在什么情况下、以怎样的方式或步伐从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中退出？就此，早报记者分别专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主管卡罗·考特赫里（CarloCottarelli）、IMF货币资本市场部主管约瑟·维诺（JoseVinals）和IMF亚太地区负责人尼戈·乔克（NigelChalk）。

　　值得注意的是，卡罗·考特赫里和约瑟·维诺在IMF旗下《金融与发展》（9月号）杂志上曾撰文讨论“退出策略”。

　　对于中国如何实施退出策略，IMF亚太地区负责人尼戈·乔克则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可以考虑先退出，而财政政策则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去年11月5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中国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1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上述政策至今未变。

　　“为退出作铺垫”

　　东方早报：你和IMF货币资本市场部主管约瑟·维诺曾联名在《金融与发展》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退出战略，可是各国仍在讨论继续推行刺激计划，那么为什么IMF坚持现在启动退出战略的讨论？根据当前的经济情形，当市场释放出怎样的讯号时，可以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战略？

　　卡罗·考特赫里：尽管在经济呈现全面、稳定的复苏信号之前，我们的刺激政策需要继续进行，然而，根据业已出台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来制定一项清晰、高效的退出战略，将是保障经济复苏之后市场政策运转的关键举措，以维护公共金融的持续性，控制可能出现的通胀风险。

　　当前，仍然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经济刺激举措来重建金融系统信心，但决策者应该开始为最终的退出政策进行一定的铺垫。

　　一项退出计划书，可以将公共政策如何顺利从金融系统中退出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有利于证明决策者执行退出政策的能力，避免引起市场混乱，排除对于通胀的忧虑，有条不紊地实现政策中期目标。

　　与此同时，（这并不是全部），恢复信贷市场的政策运转还有赖于工作机制审慎的改革，以形成一个更加稳定、杠杆率更低的金融系统。

　　“避免全球层面冒失退出”

　　东方早报：根据此次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的特点，你认为最好的退出策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退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退出过程中分别有什么特殊性？

　　约瑟·维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哪些领域先退出、退出的步伐快慢和时间安排，都将根据各个国家宏观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金融系统的退出政策应该有序、系统。首先要退出的是一些显著偏离常规的举措，或者是那些耗资过于庞大的非常规举措。同时应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鼓励那些已经恢复健康的银行主动、逐步脱离政府的救助。

　　最终，各国央行都必然要撤销危机期间那些非常规的流动性支持举措，收回一些非传统信贷举措，以及一些传统的信贷支持政策。一旦确认经济复苏已有坚挺的基础，产能缺口缩小，那么就有了提高利率的条件，然而要强调的是，货币政策退出策略必须与财政政策的退出步伐相协调。即使经济中已经投放了巨额储备金，央行也具备调控利率的充足工具。

　　随着复苏的确立，财政赤字需要加以稳定，帮助公共金融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尤其是在统计数字已经隐现公共支出压力的情形下。

　　为了改善财务状况实现收支基本平衡，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几个新兴市场国家有必要采取较大规模的举措，目前这些国家的债务余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持续占有较高比例（编注：根据卡罗与约瑟的文章，危机以来部分国家的债务增速为二战以来最高）。

　　可以明确的是，实现财务平衡的同时将伴随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策略，例如人口老龄化支出，以及经济增长体制的改革等。

　　最后需要强调，为了避免全球层面上过度的、冒失的退出状况，当市场出现可以收紧的信号时，各国必须充分考虑周边以及全球的宏观经济状况。因为很明确的是，当前的世界经济、各国内部以及多个国家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动关系，我们实施退出策略时必须考虑这一状况。

　　“中国货币政策可早退”

　　东方早报：一些经济学家说，危机发展至今，发达国家的经济泡沫已经几近消失，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反而通过一些经济刺激举措在积累泡沫，鉴于此，您认为中国的退出政策与发达国家会有什么不同？

　　尼戈·乔克：最近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十分合适的，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同时就像中国银监会指出的那样，银行房贷规模的快速扩张的确给未来市场上的信贷质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鉴于这种可能性，一旦经济复苏全面确立的时候，中国的货币政策可能要在较早的阶段退出。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中国拥有非常坚强的财政后盾，这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审慎财政政策积累的结果。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发挥财政政策的效力，通过公共支出来刺激消费、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并在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保等领域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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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F抛出退场策略统一原则

　　东方早报记者 沈雁飞

　　赶在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地时间9月21日在华盛顿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称，金融危机期间各国采取的非常规举措成功地稳定了市场，在复苏后的“退出”过程中，各国应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此次G20峰会应形成退出策略的统一原则。

　　当日晚些时候，英国首相布朗透露，他会在G20峰会上提出一项名为“全球经济契约”的计划，世界主要经济体将依此就退出策略等达成一项全球协定，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条新途径。

　　IMF在最新报告中就退出策略的共同原则建议，各国在实施退出策略的过程中，应当以恢复对金融机构和市场健康状况的持久信心为目标，但因为各国的经济和金融状况有所不同，所以就各国政府和央行如何退出、以何种方式退出尚没有统一的模式。

　　根据《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各国应该加强退出策略的透明性，引导并管理市场预期，以防止不同部门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之间的套利机会，如在可能的情况下，各国协调撤销政府对银行债务发行的担保。

　　对于金融市场的退出步骤，上述报告指出，应优先退出对金融市场造成显著扭曲影响并给政府带来大量债务的计划。不过，应当按照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等具体状况来权衡这些决定的时机和方式。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金融专家谭雅玲昨日指出，G20峰会之前的讨论并没有抓住“退出策略”的要领，各国在退市的背景问题上尚有偏差。她认为，实施退出政策将是一个非常系统的过程，首先必须解决退出之前的问题，然而目前关于“退出”形成的舆论态势是比较混乱的，强化了经济问题，而忽略了价格因素。

　　谭雅玲指出，G20只是以原来的七国集团（G7）为核心的论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跟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实施退出策略之前要首先做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

　　正如谭雅玲所言，“退出”之前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之前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否已经奏效？对此，IMF对13个发达国家的非常规措施统计表明，过去两年间，13个国家总计约153次市场干预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功效，成功地稳定了市场。

　　多位专家都同意，只有等经济出现了全面坚挺的复苏局面之后，才有条件启动退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