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闭幕。在全球经济的关键词正从“危机”转向“复苏”的微妙时刻,IMF和世界银行本届年会的主要使命就是如何通过改革来巩固其在危机中重新获得的协调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并在防范未来危机的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改革领域基本确定
对于IMF和世行来说,改革不是一个新话题,只是本轮危机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以及危机后可能出现的形势变化使得改革日程变得空前紧迫。为此,世行和IMF都拿出了货真价实的改革蓝图。其中,有关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改革最为引人关注。
世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世行具体的努力方向包括:重点改善实效议程、权力下放、性别平等、投资贷款改革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发展效益;推广问责制和善治,其中包括全球反腐工作、提高透明度及披露政策等。除此之外,就是通过改变成员国的投票权和话语权来反映自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具体包括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设一个董事会席位,并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表决权提升到44%,另外要在明年世行春季年会结束之前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增加3%,以达到总投票权的47%,并预期下一步将此目标推进至50%。佐利克表示:“要让发展中国家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支力量,就必须让他们参与对话。国际社会需要这样的世行集团。”
IMF则在年会期间通过了一项“伊斯坦布尔决定”,确定了未来几年IMF的四大改革领域。具体而言,就是要制定新的IMF职责,明确规定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以涵盖与全球稳定有关的各项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政策;评估如何在“灵活信贷额度”的基础上为更多国家提供保障,充当最终贷款人;评估灵活信贷额度等加强型融资工具是否能够帮助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减少各国为应对危机而建立巨额储备以寻求自我保险的需要;承担新式多边监督,协助20国集团进行政策互相评估。
此外,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批准了20国集团商定的关于治理层面的重要步骤,在2011年1月之前将份额转给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即把至少5%的份额从被过度代表的国家转向代表不足的国家。IMF总裁卡恩表示,加上先前在2008年商定的份额改革,这意味着权重最终将转移7.7%,“这一步骤促进了IMF的合法性,是IMF未来有效性的重要基础”。
两大难题悬而待解
在IMF雄心勃勃的改革蓝图面前,至少有两大障碍需要克服。首先就是最受瞩目的份额转移问题。目标和期限已经确定,关键是这个过程如何走。分析人士认为,直到2011年最终决定出台前,这都将是IMF讨论或者争吵的最主要议题。这一点从本届年会上已经可以初见端倪。
而作为典型的过度代表国家,欧洲代表有关份额的发言在措辞、论调和立场上明显不同于亚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德国央行行长韦伯就表示“份额调整应建立在平等对待所有成员的基础上”。同样,法国央行行长诺亚也只是泛泛而谈,压根没有提及5%这个精确字眼。正如一位前
IMF官员所说,欧洲仍然支持理论上的份额改革,但还远没有作好准备去接受“份额改革”的真实含义。IMF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其提出的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否可行,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支持。卡恩的愿景是把IMF由一个贷款人变成一个保险基金,这样其成员国就可以在资金困难的时候去支取。这一改革将进一步扩大IMF的角色,使其不止是向贫穷国家提供贷款。伴随世界经济的复苏,卡恩表示一个拥有1万亿美元的中央基金将有助于阻止因全球失衡导致的危机,那样各国就不必在增长的时候积累过多储备以防范未来的资金困难。
分析人士认为,卡恩的这一策略可能会放缓各国购买美国国债等以美元计价的证券,而此前恰恰是这种行为导致全球利率长期处于过低状态,并助长资产泡沫的产生。牛津大学国际政治经济教授奈瑞·伍兹认为,卡恩的想法很好,但其作为受托储备池所要面临的合法挑战还是很大的,毕竟IMF更多地是由富国控制。更重要的是,尽管危机以来IMF已经两度增资,但相对于预防性储备需求来说,现有资源依然有限,而在危机过后,更大规模增资显然也是一大难题。墨西哥央行行长奥特兹5日坦言,这种“合法性不会很快实现”。
一个更让IMF尴尬的问题就是,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因为IMF贷款严苛的附加条件而吃尽苦头的亚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未必愿意买账。巴西央行行长梅里尔斯在会上表示“自我保险更有效”,而泰国财长乍迪贾瓦尼今年5月份也曾经表示,寻求IMF帮助对于亚洲来说仍是伤疤一块。亚洲国家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储备池,本次危机中该地区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向IMF求援。为此,卡恩称现在是IMF重新改革的时候,也是亚洲经济体忘记过去的时候了。
呼吁维持经济刺激政策
年会期间,IMF在其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上修了经济预测,预计2009年全球经济将下滑约1%,2010年将实现约3%的扩张。该机构指出,过去一年间各国在正式和非正式合作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使世界经济免于重蹈“大萧条”覆辙,并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不过,报告也警告,“过早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退出似乎是一个重大风险”。为此,卡恩以及佐利克在年会中一再要求各国维持现有经济刺激政策直至全球经济确定企稳,并呼吁各国继续危机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同时在后危机时代争取实现更深层次合作,以抓住实现“和平与繁荣良性循环”的历史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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