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基本结束之后，经济复苏的局面不会马上到来。最近，有专家非常生动地评论：最坏的时期过去了，但最好的时光也过去了。言下之意是，金融危机前二年的蓬勃时期——消费活跃、不动产价格坚挺、发展中国家出口旺盛、外来投资频繁、居民资产性收入增加等等的优势局面，很难在最近一个时期里找到昔日的影子。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但这却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介入全球化进程的提速，就越会体现出其一般规律性。

　　目前，包括上海在内的大中城市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一方面政府统计部门的逐月数据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但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城市居民却不认可出现积极变化的这种判断。比如说：当政府职能部门请群众放心，表示尚未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老百姓却很担心大规模的货币投放，必然要出现通货膨胀。又如：当统计数据显示，1至8月的居民收入有明显增长时，网上的民意中认为收入不增长甚至有所下降的却占多数。这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是政府部门统计有误，还是统计部门不专业呢？其实，这都不是主要原因。而是金融危机结束后，经济发展面临着进入一个“滞涨期”的问题。

　　因为，中国经济创造的大发展、高增长的奇迹，也由于上海过去15年的光辉业绩，人们对于“滞涨期”这个概念已经很陌生了。所谓“滞涨期”，是经济发展中的过渡性现象，往往喜忧参半。其特征是：经济确实是在增长状态的，但物价也在酝酿着新一轮的上涨行情；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但劳动强度或加班时间也增加了；新兴产业虽然开始形成亮点，但离成功的生产方式还相差很远；金融机构大体上完成了重新组合，但对中小企业的放贷仍然小心翼翼，使得经济的微观层面无法激发活力；公共部门也在努力付出，但财政的增长水平却十分低下，对民生的支持力度出现了强弩之末的迹象。“滞涨期”，其实分别在1976—1977年、1988—1989年的中国，出现过两次，而当时的困难比目前要严峻得多。

　　今天，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新的“滞涨期”的到来。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情况：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生产开始进入复苏轨道，但产品订单并不稳定，企业不愿意和劳工签订长期工作合同；随着十月消费“黄金周期”的到来，商业和旅游业开始红火，但利润的增长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行业有可能引领未来经济的发展潮，但也面临投资雷同化而后收益低下的局面；各级政府依然在努力确保民生，但财政补贴的强度已经明显削弱，同时，水、电、燃气等公益产品面临涨价的新行情。显然，“滞涨期”越短，未来信心越足；反之，则痛苦指数明显。而我希望，眼下要面临的这个新“滞涨期”，能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消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