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我们回顾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思想解放”这四个字对相关行业的贡献几乎都是历史性的。这一点在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中概莫能外，给中国带来惊天变化的市场经济，自襁褓期就命运多舛，然而她还是在一代经济学家的良知和信仰中蹒跚成长，并最终焕发出炫目的青春。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孙冶方，1963年

　　市场经济的呐喊

　　1974年12月2日，被誉为非常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顾准卧在病榻上，他的生命在这一天就要走到尽头，而他所守望的中国经济“神武景气”4年之后就要迎来发振。吴敬琏陪伴顾准身边，“待机守时”是顾老送给这个年轻人的最后忠告。

　　时光倒退20年，1954年9月，吴敬琏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下简称经济所——编者注）工作。那一年，同期进入经济研究所的还有张卓元。

　　1955年以前，中国经济学界，正是“斯大林观点”被顶礼膜拜的时代。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与制度，几乎是按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勾勒的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计划经济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商品、市场被看做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这没能挡住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看到市场无可代替的作用。然而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真知灼见饱受压抑，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被扣上各种“帽子”。

　　1955年，秉性耿直、勤于理性的孙冶方履新经济所所长。在内部会议上他提倡“标新立异、不蹈前人”，鼓励青年学者“点名的争论，公开的争辩”。1962年孙冶方冒风险把“右派”顾准请进经济研究所进行经济研究。这期间，顾准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著作。并以无所畏惧的胆气与勇敢，公开鼓呼尽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主张“让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企业的生产和流通”，顾准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稀奇，但是放置于40年前的背景之下已经极为“打眼”。

　　时任《经济研究》编辑的张卓元，见证了以孙冶方、顾准、于光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频频向主流的传统经济理论发起的挑战。

　　1963年，孙冶方抛出了他流传最为广泛的观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尊重价值规律，最大的问题是导致企业缺乏生机与活力，一切听从指令性计划安排。于光远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商品交换，进入流通环节的都是商品”，必须重视经济效益，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一系列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

　　令人扼腕的是，来自经济学界的“另类”声音很快被意识形态的汹涌浪潮吞噬。1964年，孙冶方被陈伯达、康生判定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1965年，顾准被康生点名打成“极右派”。

　　但所谓坎坷音铿锵，风雨志如磐。被“打倒”的孙冶方依然硬朗，他曾多次宣称“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

　　——刘国光，1982年

　　商品经济论的共识

　　早年间，张卓元和孙冶方住在一栋楼里，张卓元常向孙冶方讨教学术问题。汪道涵和孙冶方交情笃深，1978年前后的那段日子，汪道涵时常拎着酒壶找孙冶方聊天，好几次孙冶方叫上张卓元，三人围拢在一起浅酌畅谈。

　　其时，孙冶方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汪道涵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他们心存热切期待。

　　“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是商品经济”是当时经济学界的争论焦点。1979年4月，“全国第二届经济理论研讨会”在无锡召开，孙冶方、薛暮桥联袂召集并主持。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企业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要对扭曲的价格体制进行改革，这些观点都是在无锡会议期间形成的。无锡会议，于光远原本是要来的，但因故未出席。300多位经济学人参会，与会者都赞同一点，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共识是在1984年10月之后确立的。”张卓元清楚地记得，“1982年9月6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国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刘国光的观点随即遭到批驳，反对的意见认为，在我们国家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期间，各种思想势力竞相角逐。十二大文件起草组成员王忍之、袁木等五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针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理论”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否则，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1984年7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马洪组织周叔莲、张卓元等人撰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为商品经济正名、翻案。文章写完后交给马洪，他带着吴敬琏去东北出差，出差路上吴敬琏对文章进行了修改，文中主要观点先后得到了王震、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同意。应该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经济学界的一份“功劳”。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确立后，直接催动了价格改革。广东省率先放开蔬菜、水果、农产品价格，一时间内价格有所上涨，随即全国各地的商品涌向广东，商品价格得以稳定，市场供应充裕。商品经济中最为基础的价值规律得到最好的实践。紧接着，广东省逐步取消了数十种各类票证。

　　“市场机制的关键一粒棋子令满盘皆活。”25年后，张卓元回忆当年的情景，仍然如对目前。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1992年

　　走向市场经济

　　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绝非坦途、实非顺遂。

　　1989年，无疑是一个关键节点。那一年的政治风波在经济学家那里泛起了波澜，张卓元回想，“有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表达了怀疑和否定，主张从市场取向转到计划取向。当时有这样一种观点调子最高：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市场化被认为是自由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针对1989年下半年对是否应该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争论，张卓元在《改革》上发表署名文章《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市场取向改革》，阐明个人观点并对不同意见进行了争辩。

　　这一时期，有三位经济学家坚定地宣扬市场经济，他们是薛暮桥、于光远和吴敬琏。

　　上世纪90年代初，吴敬琏、刘吉出版《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吴敬琏指出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新体制的框架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证与分析。

　　1992年1月至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上海各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即“南巡讲话”。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中国改变了过去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正式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掀起新一轮高潮。“南巡讲话”终结了经济学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无休止的争论。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这是历史的真实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