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龙骨”

　　梁小民：1943年出生于山西。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现任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国的投资一直是由强到强。”今年66岁的国务院特邀监查员梁小民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他看来，60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式“奇迹”，而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投资一直是中国这艘“大船”发展的“龙骨”。

　　看中国

　　投资由强到强

　　支撑中国变迁

　　梁小民出生在解放前，在他看来，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投资从没有减弱，而是由强到强，投资有效支撑着中国的变迁。

　　他说，解放前中国还不能生产汽车。解放后，伴随我国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1953年到1957年），经济进入恢复发展阶段，各城市加大了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投资。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启动了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包括平顶山煤矿、甘肃兰州炼油厂、河南三门峡水利枢纽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前，国家把经济建设的重心向重工业倾斜，使煤炭、石油、电力等行业投资迅速增长。”梁小民回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注重强国而不是富民，大部分精力放在重工业上，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

　　梁小民说，这样的结果是，工人岗位变得非常吃香，而从1959年开始的10多年里，不少其他行业的老百姓工资“停止不前”。当时，他的老师们生活得非常艰苦。包括像厉以宁这样的年轻老师，每个月工资只有60多元。“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更是遇到了巨大阻力。”梁小民认为，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挂帅”无法避免投资失误。现在再回头看“大跃进”、“文革十年”，那时全国投资也在膨胀，但大多是无序、无效的投资。

　　私营经济崛起

　　投资呈多元化

　　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发展进入新的起点。到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最快时期。

　　伴随民营经济崛起，社会投资的多元化格局形成。让梁小民切身感觉到的变化是，在他周围，就有很多教员开始下海做生意，如今有很多都成了千万富翁。“在房地产刚起步发展时，我有很多同学做起了房产投资。”梁小民认为，民营经济崛起，是支撑国力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刚下课的梁小民接到一通来自海南的电话。初中同学在海南做房地产投资，邀请梁小民当高参，条件是月薪5000元、外加年终分红；一个星期后，梁小民又得知，他一位姓刘的大学同学在投资房地产行业手笔很大，由于原先修建的大楼不好卖，这位同学干脆把楼炸掉了重建。与此同时，广播、电视、报纸，铺天盖地都在报道海南房产投资热潮的故事。房产投资红火，只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冰山一角。梁小民说，从1990年开始，我国大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通过上马新疆塔里木油田、二滩水电站等项目，能源紧张情况得到缓解；伴随京九铁路、北京西客站等基础设施项目通车，老百姓出行也越来越方便。

　　投资注重平衡

　　更要刺激内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投资科学性大大提高。”梁小民说，值得关注的是，内需不足这一顽固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梁小民说，提高国内消费、增加内需将是中国经济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而启动内需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增加收入。金融风暴发生后，中国决定大手笔投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梁小民认为，通过政府资金投入，带动了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从而使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另一个可喜的变化是，政府在加大重大项目的同时，还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系列措施，这充分说明了投资科学性提高，政府越来越注重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上进行平衡。

　　说重庆

　　白和金：四轮投资潮助重庆腾飞

　　“重庆是我的家乡，重庆的经济发展令我自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原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白和金说，从交通到市民生活水平、再到城市建设……他每次回重庆，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白和金说，60年来，重庆先后迎来了4轮投资热潮，这4轮投资热有效推动了重庆经济增长，功不可没。

　　重庆的第一轮投资热潮，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当时，白和金还是学生。“解放前，重庆只有大溪沟电厂。”白和金说，新中国成立后，重庆成为内地的老工业城市之一，属于中央直辖市、西南大区的首府所在地。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后，重庆由于行政地位较高，获得了国家资金的大力支持，启动了长寿狮子滩水电站、九龙电厂、重钢改造扩建等项目。解放后中国的第一条钢轨、成渝铁路的钢轨，都是重庆造。

　　不过，“一五”计划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重庆投资进入低谷。毕业后，白和金进入四川省计委综合处。他说，1964年到上世纪70年代，三线建设带来了重庆的第二轮投资高潮。“当时，在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有两个重点。”白和金清楚地记得，第一个重点是以攀枝花市（原渡口市）为中心的钢铁基地建设；其次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配套基地建设。此外，围绕重庆基地建设，国家还布局了西南铝、川仪等大批骨干企业，对建设、嘉陵等巨头进行改造和扩建；“重庆的铁路建设也在那时拉开序幕——例如川黔铁路全线通车、新建襄渝铁路，工业投资腾飞的同时，基础设施条件大大改善。

　　1972年10月，白和金从四川调到重庆市计委，1984年开始担任重庆市计委副主任。“也就是从1984年开始，重庆迎来了第三轮投资高潮。”面对雪片般飞来的项目申报表，白和金和他的团队开始加班加点，办公室的沙发上和角落里，文件堆积如山。

　　“这一轮投资热潮，始于重庆恢复计划单列。”白和金表示，那一阶段，重庆启动建设长江大桥、珞璜电厂、江北鱼嘴燃气电厂等项目，“这些项目酝酿了多年，终于变为了现实。”更让白和金引以为傲的是，在此期间，“军转民”推动重庆经济取得重大成就。以嘉陵、建设为代表的重庆摩帮崛起，我市成为全国最大的摩托车出口基地。此外，将军牌电冰箱、红岩牌电视机、山城牌洗衣机等大批当时的知名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打响了名气。

　　白和金表示，直辖后重庆迎来了第四轮投资热潮。不过，与前三轮投资热潮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投入不同的是，第四轮投资热潮中，有很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市场。与此同时，重庆的交通条件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高速公路、铁路网加速向周边延伸。

　　本组稿件由首席记者 孙黎明 实习生 刘渝畅/文 记者 龙在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