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上午，“北京CBD国际金融论坛”在北京电视台新址举行。论坛以“金融危机视角下国际金融结构重组——加快推进首都具有国际影响力金融中心城市建设”为主题。以下内容为搜狐财经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首先感谢朝阳区邀请我们参加今天的盛会，首先我要祝贺今天北京CBD金融研究院和北京海外学人中心CBD分中心的成立。

　　今天我们是第十届北京CBD国际商务节，现在大家的心情已经非常轻松，但是一年以前这个时候是全球金融最困难，也可以说是最黑暗的时期。一年前当金融海啸到来的时候，人们悲观的情绪迅速弥漫，当时我们就指出，说当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悲观情绪往往像一种传染病一样，会不断的蔓延，而且会不断的加强，互相加强。当危机过去以后回过头来看，悲观情绪往往是过头的，为什么我们这样看呢？事实证明一年过去我们日子过得很好的，并没有原来想像的那么严重。当时为什么我们能够作出这样的估计呢？是因为我们非常清醒的记得，十年前我们经历了一场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这些人当时有的在政府、有的在企业都是亲身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整个过程的。当然有人说这次全球金融海啸和亚洲金融危机从规模上、从深度上都不可比拟，但是作为一场危机的应对过程来讲，常常是有很多值得回顾的地方。

    金融危机是一场人为灾难 总是能找到应对办法

　　当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学者、我们很多的记者当时都做了非常悲观的预计，现在如果翻开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候的一些出版物，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的估计也和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过程相比过度悲观了。这次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很多金融机构，包括我们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IMF，在去年和今年年初作出的经济预测都过于悲观了，现在的国际组织也好，包括我们这种金融机构的研究部门也好，都纷纷调高了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其实金融危机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人总是能找到对付它的办法的，它不像一场自然灾害。最近台湾遇到灾害，他们政治家就说人不能胜天的，自然危机是很难战胜的，但是社会危机，因为是人造成的，人是有办法的。

　　我们回顾一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危机会自然而然的过去的，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中国政府、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做了很多的事情，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做了哪几件事情？当然我可以说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个人把它总结为做了四件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说四件以外没有做事情，我就是说总结下来四件最重要的事情。

    中国应对97金融危机之策

　　第一件事情，危机发生不久，中国政府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保证人民币不贬值。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忘了，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呢？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中国周边的国家货币崩溃了，大幅度贬值，这个时候如果人民币不贬值，一般的人会认为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会被削弱，但是如果中国也跟着贬值，就会使亚洲的我们的周边国家雪上加霜，就是会带来第二次的货币冲击，所以中国政府亦然承担当时很多的困难，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人民币不贬值。大家回顾一下，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好评。

　　第二件事情，我们在1998年的年初就宣布，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开支，增加国内需求，增加投资规模，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增长速度。

　　第三件事情，当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在中国的理论界也产生了一些思想的混乱，人民就会提出质疑，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学习了亚洲四小龙和一些东亚发展模式的做法。亚洲四小龙当时经济受到冲击以后，很多人就说，这条路走的对还是不对，进一步说，中国改革开放搞了这么多年，特别是对外开放，搞的对还是不对，这个在思想界、理论界当时产生了一定的混乱。但是中国政府头脑非常的清醒，保证了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坚定不移的加快了进入WTO的谈判进程，今天我们到会的龙永图先生，他当时是在主持这项工作的。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做得非常对，对此后中国十年的高速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谈的过程中，人们也当时担心，会不会对汽车工业也冲击、会对农业有冲击，我们十年回过头来看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情况往往有时候和悲观的人预计还恰恰相反，我们的汽车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的汽车业蓬勃发展，比十年前取得了根本想像不到的一种增长。

　　第四件事情，中国继续进行改革。改革也做了很多项，我本人把它总结为四项改革，我觉得这四项改革对十年的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项改革，1998年我们启动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大家都知道，在1998年以前，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要么可能是他的父母亲会给他留下一间房，要么他根本没有房，是政府或者企业给他分一间房，叫做福利分房。1998年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其他各方面改革，提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所以政府果断的在那个时候启动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得到了一个迅猛的发展，尽管大家对房价有一定的意见，但是中国城市居民自有住房率在全世界是高的，我们大概达到80%多自有住房率，这个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就是说不管好坏你是有房的，而且是有自己住房的。显然，住房制度改革对这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经济的一种效果，经济的影响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但是它的社会影响其实更大。因为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城市居民可以说没有一件值得称上资产的东西，只有1998年以后，我们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家庭都具有了财产，这个财产就是房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当每一个家庭都有了一份自己通过劳动所得的资产以后，他就希望社会稳定，他就会希望过上平稳的日子，这个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二项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当时我们还记得，我们提出了三年脱困，当时全国的国有企业有几千万的下岗工人，在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有企业2/3是亏损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全部改起来是亏损的，有赚有亏，最终加起来是亏损的，现在我们国有企业是以几千亿的净利润，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这一次中国经济能够在全球金融海啸当中保持稳定，和我们的企业比较健康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第三项改革，金融改革。我们知道在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几个国有银行在技术上都是破产银行，都是资不抵债的银行，通过1998年以后，我们进行了坏资产的剥离，成为所谓好银行、坏银行，坏银行就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我们大部分的剥离了国有银行的坏资产，进行了注资，进行了改组，最后大部分上市了，现在中国剩下一个农业银行，原有的四大国有银行除了农业银行没有商业以外三个银行都上市了。在十年前，这几家银行在全世界默默无闻，而且名声也不一定那么好，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我们想吸引国外投资者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做战略投资者，这次金融海啸以后，刚刚李阳说金融版图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在全世界10个最大市值的银行当中，我们中国占了3个—4个，因为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这个是我们十年前不可想象的。

　　第四项改革，我们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比方说养老制度，在1998年以前，我们职工的养老是在企业，也就是说你成为这个企业的人以后，他不仅负责你的发工资，而且你的看病和养老都在这个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当时改革非常猛烈，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企业破产了以后，职工的养老怎么办呢？他的医疗怎么办呢？因此必然要从企业养老和企业医疗要转变为社会养老和社会医疗，所以1998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世界银行对我们当时提了很好的意见，比方说三个制度的问题，都是世界银行帮助我们研究的。

　　现在不能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完成了，但是一个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现在所有的改革是在那次改革的基础上的完善，是在那个框架下的完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做了四件大事情，进行了制度项重要的改革，使得我们迅速的摆脱了危机，而且中国经济大家回顾一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也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中国还没有到改革货币政策的时候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我觉得中国政府做的也是非常好，年初就迅速的提出一个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所谓叫出手快、出拳狠，尽管当时也有对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事实政府中国政府给国民一个信息、给国际上一个积极的信号，现在看起来这个措施非常正确，而且对全年的经济增长会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7月份，我们银行的贷款由于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所以中国的理论界又产生了两个热门的话题或者说争论的焦点，一个就是，流动性是不是过多了？当时在7月份—8月份之间，甚至于到9月份，这个话题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很多人认为，通货膨胀已经迫在眉睫，希望中国政府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我们分析中国还没有到改革货币政策的时候，这是因为，第一，现在我们虽然投放了这么多的货币，但是由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和其他各方的原因，从统计数据来说贷款是多了一点，但是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流动性并没有显示出过剩的迹象。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CPI，也就是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物价指数都没有上升，相反，和去年同比还有下降的趋势，尽管这当中食品有几个月稍微上涨，现在又恢复到平稳的阶段。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来讨论改变货币政策还为时过早，还没有到时候，相反，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炒得很热，很可能反而会动摇市场的信心。所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各种场合都重申我们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改变，我们刺激经济的力度不会改变。

　　到了9月份、10月份，这个话题又发生了改变，我们国内的理论界已不再特别的讨论流动性问题了，这个话题搁到一边去了，就没有人讨论了，又出了一个话题，就是结构性问题。好像说经济刺激政策使得结构变得更坏了，就提出要加强结构调整，这个话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在提结构调整，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我们就说中国的经济结构很不好，要调整，那时候也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时髦了足足30年没有停止过。我个人开玩笑，说我们当时在社会科学院念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们有4本书，有“马结构”、有“孙结构”，这些人都不在了，还有“董结构”，还有“刘结构”，结构问题我们从研究生时期谈到快退休的时候结构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人们经常批判中国的经济结构，说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对，要改，好像也不错，因为市场经济总是不断的调结构，这个话题本身是不错的。但是是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是一个不好的结构呢？我本人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怎么能想像全世界最不好的一个经济结构能够支撑一个30年的增长呢，怎么能创造这么好的一个奇迹呢，所以我们对结构的尺度和标准我个人觉得需要反思。既然30年来这个问题需要反思，这次我们怎样来看待结构问题呢？我觉得要注意一个倾向，好像通过行政的手段是可以调出一个好的结构来的。还有一种倾向，好像通过我们脑子的计算，因为计算一下很发达，好像通过一个计算机的计算就可以计算出一个结构，然后我们按照计算出来的好结构去调结构，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

　　第一，通过行政的办法能不能调结构？我刚才跟李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60年的经验和30年的经验都证明，用行政手段来调结构是调不出好的结构的。我们回忆一下，我本人是在中央几个综合经济部门都工作过，回忆一下，在我们30年当中，我们曾经有非常正式的文件说，中国不能发展易拉罐，中国不能发展空调机，中国不能发展摩托车，中国不能过度发展汽车，中国不能发展铝合金，大家可以到档案馆里去查这些文件。当时比方说你坐在办公室里，用行政的办法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会觉得这确实是很正确的，比方说空调机，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100多亿，如果当时用行政的办法、用计算的办法来算算中国人能不能用空调机呢？确实是我们用的，而且是永远不能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空调机的压缩机要进口，它的外客的钢板要进口，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去进口，再说技术还要进口。就算有了空调机以后哪来那么多电呢？当时我们的工厂一个礼拜7天是开3停4、开4停3，哪来电给你用空调呢？如果要说我们去建电厂，哪来那么多钱去建电厂呢？建了电厂以后媒在哪？我们没有那么多煤矿开那么多煤，因为中国煤的储量很高，但是要开煤需要的费用很高。开煤以后有那么多钱修铁路吗？因为当时用所谓计划经济经济平衡办法来计算，根本中国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去修煤矿、去修铁路、去建电厂，还要改造每一家、每一户的电路，因为你们的电路只够点电灯，根本不够用空调，所以坐在办公室里考虑这个事情是永远做不成的。但是市场做到了，政府认为做不到的事情市场做到了，就说明通过行政的办法决定结构是行不通的，是不可能搞出一个好的结构来的。

　　现在有人说计算机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可以计算结构出来。我想如果懂经济史的人知道，大概在80多年前，或者将近100年的样子，这个问题早就争论过，曾经出现过计算机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思想，但是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我们人是算不出这个结构来的，如果人能够算出来，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搞市场经济，我们就可以回到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经济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谈调整结构问题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不是要把行政手段看成是万能的，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我们国内的有些地方，出现了因为要用行政的办法去调结构，就用劣势企业去兼并优势企业，出现了这种情况，甚至于出现了大家所批评的，说这么多年，特别是十五大确定的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思想，在很多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一点是在我们调结构当中应该非常注意的问题。

    不能因为这种金融创新的失败就否定金融创新

　　回到我们今天想说的北京市如何发展金融业、发展金融中心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看到，中国金融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次出现了金融海啸，就认为好像金融业是一个虚无缥渺的东西，对经济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灾害，因为市场经济肯定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我们的金融创新其实也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探索。刚才银监会的负责人也讲到，怎样解决监管和创新的关系问题。去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很多人对金融创新提出了质疑，好像金融创新带来这么多的灾难，特别对金融衍生产品，我当时就讲，我说金融创新就和科技创新事实是同样的，如果我们当初没有载人航天飞机的坠落，今天就不会有航天飞机的升空，如果我们没有过去宇航技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中国也不会欧载人飞船两次的成功。所以金融创新肯定是会面对着无数次的失败，但是最终会找到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正确的一种形式。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金融创新的失败就否定金融创新，所以如果我们CBD或者我们的首都要想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话，我个人觉得，首先要提供一个适合于金融发展的环境，适合于金融创新的环境，适合于全球最优秀的金融机构在这里扎根的环境，要鼓励一个市场的氛围。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好几个城市都想搞金融中心，都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政策，像我们中金公司也是好多地方争夺的对象，但是我们愿意留在CBD，和CBD一起获得发展。

　　我想说的是，刚才花了很长时间回顾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使得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上了一个台阶，我相信通过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会上一个更高的新的台阶，这一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对此深信不疑。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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