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一名学生家长来北京请吃饭，盛情难却，于是见了面。这名家长是法院系统的人，一块吃饭的还有某省高级法院院长一人、房地产老总两人。席间院长愁眉不展，一问才知他此次来京任务之一是送女儿上名校的大专班，“学校提供的宿舍环境太差，虽在校内，但既无门卫，室友也无精打采、缺乏礼貌”。见此女儿当即落泪，做父亲的自然闷闷不乐。该院长女儿是见过“大世面”的，曾经在澳大利亚留学两年，国外高中的住宿条件远非国内大学所能比。

　　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目的是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而我们在先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贫富差距日渐增大，共同富裕的目标在穷人眼里却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如今“富二代”“官二代”以“飙车”“拼爹”“集体世袭”等极端面目呈现于世，在网络和平面媒体中引起广泛关注，令许多人担忧，引发了不少对“二代现象”（包括“贫二代”）的深思。

　　在笔者看来，“二代现象”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贫”“富”等形容词作使动用法，如“贫二代”意味着使“二代”“贫”，表示的是一代对二代的影响和二代对一代的复制，这是社会流动特别是垂直流动出了问题，贫寒子弟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狭窄；其二，这种现象还表现为“二代”朋辈群体之间的分隔与沟通问题，当年“马加爵事件”造成轰动，如今飙车案“七十码”形成冲击，都是在这个层面上牵动了人们的心。

　　先富道路上碰到“二代”问题，有其自身的逻辑。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便逐渐有了自己的力量，先富者也逐步有了自己的地位。财富并不都是天池水，不会满了就自动溢出来，慢慢流向周边，弥漫开来。相反，它们倒像海洋，虽有千万江河之水向其汇聚，依然觉得饥渴。所以，在先富走向共富的思路还未理清时，“二代”问题已然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用作人群分化的比喻，似乎不应该从基因的角度来理解，而应更多地从社会环境的角度考量。在许久以前，我曾经设想将来有了孩子，小的时候将其放在农村，等大一些再带回城市，这样孩子可能更知人世变幻的味道。但如今这样的想法早已打消。撇开亲情不谈，在如今强调“赢在起点”的时代，城里的教育环境、卫生环境都非农村所能比，即便是自然环境，农村也开始逐步自叹不如了。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夏日抱着西瓜跳进河里洗澡，秋夜挑着柴火灯笼叉泥鳅。现如今，在那河里泡一泡回来就是一身瘙痒，至于泥鳅也由于农药的大量使用，无论是在水田还是在沟渠中都难觅踪迹。至于玩具，我小时候玩的大多是自制的泥飞机、泥坦克，木头大刀竹长剑，游戏多是跟小伙伴们分队在村里面穿梭“打仗”、捉迷藏，这些虽不“先进”，却自有特色，能形成独特的能力；现如今的农村小孩，玩具已经厂商化、城市化，玩的游戏也跟在城市人的屁股后，怎么可能不大大“落后”？

　　关于这“落后”的原因，有一种说法叫“长时段问题，短期间遭遇”。设想两支队伍去登珠穆朗玛峰，欧美国家的队伍花两三百年时间，我们则只花几十年时间。人家走走停停，过一段时间整顿一下队伍：落后的说前面的尊重一下落后者的权益，歇会儿；休息够了，又有人出来说：还得走！于是上路。我们的队伍可好，先行者高歌猛进，落后者却已力不从心，渐感事不关己，游离于队伍之外，等待救济。先行者已是“后现代”，落后者还在“前现代”，各段队伍于是形成自己的知识、观念、价值、兴趣以及利益，以至于先行者渐渐与落后者断裂而沟通困难。想想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最开始的时候在全国多受欢迎——受众差距不大是重要原因；现如今即便是相声、小品节目中的包袱，比如“整个网上网”“好多年不打渔了，整什么网”之类，一些人理解起来都有困难了。

　　然而这还不是“二代现象”折射的全部现实，人们更大的担心在于，断裂与差距将会锁定和扩大，并在代际遗传。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十五六年前，我们参加高考，第一道语文题总是考拼音，在南方这是丢分题，在北方却是送分题。现如今，一些高考作文题备受批评，追其根源与拼音考试何其相仿——仅与部分人的知识结构相契合。比如作文题目：品味时尚。贫穷孩子可能连基本的品牌意识都没有，何奢谈时尚？然而仔细查看之下，中考、高考、公务员考试、各种资格和证书考试，不也或明或暗冒出许多“时尚”来吗？原因很简单，出题者正是前文所述的先行者，他们的知识、观念、价值、兴趣以及利益固有不同。其结果就是社会底层要向上挺进，需要克服的障碍就更多了。

　　如果说这些障碍还是隐蔽的，那让我们看看直接和显性的吧。如同一些官员、富人不惜金钱追求医疗条件的差别性待遇一样，对孩子教育差别性待遇的追求他们也从未掉以轻心过，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这一追求更是不惜血本。现在许多城市里有“学区房”：家长在这里买房，孩子就可以在附近的中小学上学，有些地产商开发房产的同时引进著名中小学，抬高房价，区隔教育资源，穷人家的孩子自然没份儿。即便是贫富子弟同校，家长仍然可以通过与校领导、班主任多走动来令自己的孩子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关照，至于为了子弟进大学入名校，就更加不遗余力了。

　　恶果已经显现。今年初，温家宝总理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情形正是这样。我曾在所在学校做过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本科生家在农村的占16%左右，2007年为11%左右。比例已经很低很低了，而且还在下降之中。

　　曾经，贫寒子弟“知识改变命运”的自信变成了“读书无用”的自弃。这是怎样的无奈！如果他们连教育这一途径都走得如此艰难，怎么还能指望在就业和升迁中脱颖而出？我们看到，在先富之路上，一些人用钱或权砸出差别性待遇来，表示自己身份同周遭人群的差异，在“一代”身上虽然不明显，在“二代”身上却迅速膨胀。这首先是公平的缺失，进而带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扭曲和社会资源的畸形配置。

　　有经济学家用骑自行车来比喻中国社会的转型：骑的速度（经济发展速度）快，就能稳；一停，就容易倒！问题是社会发展并非铁板一块，自行车前轱辘和后轱辘断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更适用前文登山的比喻。如今，先富之路上碰到了“二代”问题，潜藏的危机越来越大，步子不能停，但整队更重要。党和政府已经和正在做多方面努力，如取消农业税，建设新农村，通过新劳动法，建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然而比照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还差得太远，尤其当“二代”成为一种现象，似乎共同富裕的平等机会也在流失，这是最不能容忍的现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水雄编辑：高远至）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