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 杜悦英
“４１岁的马军正用带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危机，他正在用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水危机，通过实用的、跨部门的、合作性的努力来确保中国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ＩＰＥ）的创建者和负责人。作为一名国内环境ＮＧＯ领袖，马军带领他的团队，通过专业、持久、系统性的工作，为中国民间环保构筑了一道独特而坚实的脊梁。
专业＋数据＝两张污染地图
马军和ＩＰＥ声名鹊起，源于一个特殊的环境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大多数国内环境ＮＧＯ都在忙于公众倡导型环保教育项目时，作为独立研究者的马军，已经开始将目光聚焦在江河上。他发现，缺水和水污染是中国江河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其著作《中国水危机》等研究的深入，马军已经不满足于发现水的问题并分析其成因，而是希望能在这一领域走得更深更远。他越来越感到，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ＮＧＯ来寻求解决以水危机为代表的环境问题。“我必须变得更专业”，马军在这样告诉自己的同时，也实现了“记者——环境咨询工程师——ＮＧＯ负责人”的角色转换，在国内开了专业化环境ＮＧＯ的先河，他本人也由此被认为是国内最具学者气质的ＮＧＯ领袖。
２００６年，ＩＰＥ正式成立，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国水污染地图。在这张来自马军创意的地图上，至今已经分地域标注了３．７６万条污染源记录。污染地图数据全部由ＩＰＥ通过网络和其他ＩＴ技术经公开渠道收集和整理，内容包括中国各级各地的水质信息、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水污染地图的独特性在于，任何想要获知所在地超标排放信息的公众，只要轻点鼠标，就能清楚地了解周边是否有企业在超标排污，如果有，是哪一家企业，其超标排放的具体项目有哪些，当地环保局是否对此做出了处罚、如何处罚等。在水污染地图之后，２００７年，马军和ＩＰＥ还开发了空气污染地图，至今已经公开了１．４７万条污染源记录。三年来，在马军和ＩＰＥ工作人员的“弹指”间，已经有超过５万条企业污染信息登上了污染地图。“环保最终还是要回到数据，这是讨论问题和探讨解决办法的依据。”马军说。
由于两个数据库的污染数据具有权威性并且完全对公众免费开放，查阅便利，结果直观，公众得到本地的环境质量数据和工厂违章记录轻而易举，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大大增强，众多“上榜”企业则开始坐立难安。
一些企业开始改变。马军的办公室曾经一度人声喧嚣。一些来自企业公关部门的人士来到ＩＰＥ与马军沟通，希望从两张地图上抹去它们的名字。但令他们感到疑惑的是，这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发难者”明确拒绝一切的钱和物，马军告诉他们，企业做好相应整改，并经由具有ＩＰＥ认可资质的专业环境工程技术公司审核，ＮＧＯ联盟认可，企业的名字才可以撤掉。而为了保证ＮＧＯ在整个过程中的客观与公正，ＩＰＥ在雇佣工作人员之时，都会在劳动合同中要求：在任职期间，不得与被审核企业发生钱物往来。
截至目前，已经有１４０多家企业与ＩＰＥ进行了沟通，很多企业开始使用两张地图筛查供应商。
环保重在公众参与
马军说，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决定了解决它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或者学术机构，而必须要发挥公众的力量。马军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发挥ＩＰＥ的数据库之所长，在两张地图的基础上衍生出“绿色供应链”（２００７年）和“对国内１１３个城市２００８年度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初步评价”ＰＩＴＩ指数项目，２００９年，由ＩＰＥ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合作完成两个项目，这两者同以ＩＰＥ搜集的数据为基础，前者从倡导消费者“绿色选择”出发，自下而上地倒逼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以订单为筹码，零售商向企业施压，企业再向供应商施压……只有激发公众的环保意识并给予他们知情权和相应的信息，在全产业链条中打造绿色理念，环保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毕竟，在眼下的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有害物质排放。”马军说。
ＰＩＴＩ指数报告，则是国内第一次由ＮＧＯ主导、对２００８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实施一年来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现状作出评价，其目的是划定环境信息公开元年的信息公开情况基准线，并对１１３个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状况给予评价。报告出炉后，已经有一些城市做出了积极回应。
公众参与是推动环保的终极力量，也是马军环保理念的基石。２００４年赴美完成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时，马军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发现，西方国家也经历了从污染严重到污染减轻并相对稳定的历程，他们的经验表明，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治理至关重要，是有效进行环境治理的重要前提。公众参与会对政府决策起到很大作用，而缺乏公众参与，已有的政策也有可能失灵，从而影响环境问题的解决。
一个不论是对于马军本人，还是对于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进程都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３０日，金沙江中游阿海水电站环境评价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会，史无前例地邀请了两名ＮＧＯ代表参加，马军正是其中之一。
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底，阿海项目环评报告简本在网上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到当年１１月１４日，一份由包括马军在内的１８名关注环保的各界人士签名，综合了生物、水资源、地质等多方面专家意见的《关于〈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意见和建议》传递到项目建设单位，再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底技术评估会召开前夕项目建设单位对这份意见书做出较为详尽的书面回复，环保部邀请ＮＧＯ参与项目评估，整个过程被环保界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施行以来，大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执行得最为规范的一个案例。
在其后的２００９年１月，阿海项目完成大江截流。３月１１日，环保部作出《关于金沙江中游河段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２００９〕７３０号），通过了该项目可研阶段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虽然这个结果让很多民间环保人士扼腕，但是，从程序公正的角度讲，阿海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方面的实践毕竟向前迈进了一步。
环保需要多方合力
ＩＰＥ的ＬＯＧＯ是源自汉代瓦当的三朵云纹，它们合抱成一个颇具动感的圆。马军说，三朵云纹分别代表政府、企业和公众，只有社会的这些利益相关方充分互动，才能促使环境问题积极有效的解决。
作为中国环保的重要推动力量，ＮＧＯ的作用不可磨灭。对于国外曾有同行诟病中国环境ＮＧＯ只懂得“植树、观鸟、捡垃圾”，马军对此并不同意，他说，不同的ＮＧＯ定位不同，职能不同，“环保是一个很宽的频谱，其中每个角色都是有意义的”。对于环保事业，马军抱有信心：“中国有需求、也不乏技术和资金，因此环保是有可能取得突破的。”
ＩＰＥ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崇文区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林立的高楼间，邻居们几乎没有人知道为公众环境权益奔走的马军和ＩＰＥ就在他们身边。马军说，随时感受到身边这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能让他和同事们记住自己是在为谁工作。
“我们只是站在了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遥远路途的起点，我们将和大家一道不懈努力。”在麦格赛赛奖的获奖感言中，马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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