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峰　黄树辉

　　万科董事长王石送给CBN记者两本书。一本是《道路与梦想》，另一本是《徘徊的灵魂》，一本娓娓道来，说得最多的是理想、成功、韧性，另一本充满了“向前看，向后看”的思考。

　　亲自经历、体会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王石，希望既能看到很远的未来，更要回顾过去，看得更清楚。

　　企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思考和总结，一个城市亦是如此。

　　三十年风云变幻，深圳始终引领改革创新的潮流。今年5月底，深圳公布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迈进。从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排头兵”一路走来，今天，深圳依然保持了特区的创新与梦想。

　　潮起深圳河

　　深圳原来是个贫穷的边陲小镇，隶属宝安县，“圳”是田边水沟的意思，深圳河就是深圳与香港的界河。

　　河的此岸与彼岸，曾经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1979年，宝安县有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为134元，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人均收入为13000元，相差悬殊。据说新界罗芳村本来没什么人，大部分都是从宝安罗芳村跑过去的。

　　有史料记载，从1957年到1979年的20年间，从宝安经深圳口岸跑到香港的人数有上百万之多。

　　大学毕业的王石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时已经是1977年了。次年，王石接手了深圳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他回忆说，那个时代，深圳还属于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来的。而罗湖边检口岸的罗湖桥头，是“禁区的禁区”。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晚饭后工友就靠观看香港台的电视消磨时间。王石听不懂粤语，但是对电视里生动的画面、活泼的面孔感到很新鲜和诱惑。而当时边境禁区明文规定：不准收看宣传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但对工地管理者而言，最头疼的不是看香港电视台，而是人员失踪。清晨清点人数，总发现少了一两个工人——投奔河对岸去了。

　　当有人把“逃港”事件反映给邓小平时，他深沉地思考了一会，轻轻地吐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随后补充说，这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一次次外逃，对宝安而言，意味着城市的“失血”，人力和财力的流失。这也坚定了中央改变宝安面貌的决心。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79年4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创办特区的问题。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告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的诞生。

　　蛇口改革基因

　　如果说深圳开了经济特区的先河，那么蛇口就承载了特区成立之初的改革锐气，并把这种锐气凝聚形成一种基因。

　　深圳的改革，始于蛇口，而蛇口的发展，浓缩在招商局的蜕变。

　　1978年6月，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派遣在外事局任职的袁庚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的情况。2个月后，袁庚离港返京，随后起草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求》。文件提出，要用5到8年时间，把招商局发展成为综合性企业，并摒弃了当时“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传统观念，大胆提出了“多方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等想法。

　　不久，交通部对招商局领导机构进行重大调整，10月18日，袁庚出任常务副董事长，赴港全面主持招商局工作。当时香港地价高企，郊区工业用地也十分昂贵，且劳工短缺、工资高昂，于是袁庚把目光投向了隔水相望的宝安县。

　　1979年1月，袁庚赴京请中央在蛇口划出一块土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笑着说：“给你们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最终，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范围包括监视器公社冰厂以西至五湾，使用土地约1000市亩。

　　从起步之初，蛇口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袁庚在1981年底提出这个口号。王石告诉CBN记者，当时在特区之外，主要思想是没有时间观念的，而把时间和金钱、创造财富联系在一起，更是需要极大的魄力。

　　这个口号一提出，袁庚就受到了种种责难。直到1984年邓小平来到蛇口，对这个敏感的口号予以了肯定之后，才迅速在全国各地复制开来。

　　除了形成良好的投资经商环境，蛇口还形成了包容型、鼓励创新、畅所欲言的蛇口文化。1985年，《蛇口通讯》报发表了署名文章《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在全国首开报纸批评同级领导人的先例。

　　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在1984年南巡深圳的故事已经被记载了无数次。

　　当时全国的改革热情已经高涨，邓小平决定到南方去看看。他选择了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支持、改革步伐较快却正饱受争议之苦的深圳。

　　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其后数日，马不停蹄地走访特区，但大多时候不露声色，极少讲话。2月1日，回到广州的邓小平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南巡的新闻传播开来之后，深圳特区的争议告一段落。

　　很多人就是在邓小平南巡的前后来到深圳的。有资料显示，邓小平南巡以后，进入深圳的人，迅速从每天3万多人增加到13万多人，而且很多人来了之后就不走了，一时形成了“闯深圳特区”的潮流。

　　王石是1983年5月7日来深圳发展的。作为广东省外经委的派出人员，他顺利地与当时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合作做生意（下称“深特发”）。1984年，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筹建，王石出任总经理，放弃了最初的玉米饲料生意，但仍靠在深特发这棵大树下。

　　1986年10月，深圳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鼓励深圳大型国企进行股份化改造，但当时深圳的几家大企业却无一响应。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石看到这份文件的影印件，如获至宝，他和公司决策层很快统一决定要改造为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股份公司。通过各种努力，王石甚至找到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诉苦”，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亦几度更名，最终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在深圳率先完成了股改。

　　1987年底，深圳发生了一件和万科未来，和中国城市化未来密不可分的事情。

　　12月2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随后，全国许多城市纷纷参照深圳的做法，实行了国有土地有偿转让制度。

　　也就是这个条例出台后的第二年，万科开始试水房地产开发。

　　经过市场的洗礼，许多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今天已经成长为大企业，同时也有大量声名显赫一时的“弄潮型”企业随后就销声匿迹了。

　　特区新征途

　　今年9月，深圳市公布了31个政府工作部门的“三定”方案（定主要职责、定内设机构、定人员编制），标志着深圳建市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政府机构改革完成了阶段性任务。

　　深圳希望通过机构改革，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既大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给企业松了绑；又向社会向市场让渡了更大空间，还权还利于民。

　　而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中同样为人关注的，是特区扩容和深港之间的深化合作。

　　在建市之初，深圳就已经存在“大特区”和“小特区”之争。深圳经济特区创建者之一，1979年1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时担任市委副书记的方苞后来回忆说，深圳经济特区范围的划定有两种意见，一是特区范围划得小一些，投资小、见效快，即使失误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二是办大特区，把全市划为特区。

　　最终深圳选择的方案是把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盐田区列入经济特区内，从而使这四个区和宝安区、龙岗区形成了“关内”、“关外”或者“特区内”、“特区外”的关系。而有地方立法权的深圳市人大通过的涉及深圳经济特区的地方性立法都只适用于“关内”，因此很多地方性法律法规在关内外是执行不同标准的——这就是“一市两法”的问题。

　　“关内”、“关外”的发展差异，是生活在深圳的人们长期争论的话题，事实上这也与深圳的长远发展密切相关。“关内”经济更为发达，“关外”发展空间巨大、后劲无穷。CBN记者从车流拥挤的罗湖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到宝安采访一位老领导，尘土飞扬、烈日暴晒下打不到车，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人感慨万分。

　　深圳的目标是年内向国家申报将特区范围延伸至深圳全市，即将原属关外的宝安区、龙岗区和光明新区纳入特区之内。如果深圳特区扩容的夙愿作为改革的重点能在今年梦想成真，讨论多年的“二线关”和“一市两法”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随着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的不断落实，深圳的未来将向何处去亦引发众多的关注。而此前2002年底，一篇网络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在网上一石激起千层浪，也曾引发了一场关于深圳特区命运的大讨论，“特区不特”的担忧一时成风。

　　“深圳早期的发展，是因为有了特区的特权，在很大程度上，其他城市难以效仿。特权减少之后的深圳，其发展道路更具普世价值。”王石认为，深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完成了曾经赋予的、旧有的任务，而现在，抛弃依靠往日行政支持的旧有心态，打造一个新的深圳，正是当前深圳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