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管理一方面使得培训资源过于分散，形不成合力；另一方面也让农民工眼花缭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哪个部门培训

　　编者按

　　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多次对该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做出具体部署。一些部门的具体措施如“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等先后启动，取得一定效果。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今年2000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更加严峻。目前，农民工培训和就业的状况如何？中央关于此类问题的政策意见的执行落实情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难题？近期，中国经济时报派出三位记者深入四川、河南、江西、广东这四个农民工输出和输入大省，进行了为期三周的采访调查。记者们大量调查了农民工、培训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工会、用工单位等涉及农民工培训的各个环节，就当前农民工培训现状、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向采集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

　　从今日起，本报分期编发记者采写的这组稿件，希望经由记者客观、理性的调查和叙述，真实地反映当前农民工培训的面貌，为中央决策更加有的放矢、行之有效和落到实处，为最终顺利实现农民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有序转移，而助一臂之力。

　　农民工培训调查第一部分·政府篇（1）本报记者 王小霞 江宜航 张娜

　　始于去年年底的那场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农民工培训问题跃升为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危机发生后，农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保部”）、全国总工会、国务院扶贫办等多个部门在历年培训的基础上，纷纷加大了投资力度，扩大了培训规模，在很多地方，农民工培训更是成为当地“八大民生工程”之首。但是，据中国经济时报近期在全国派出多路记者，前往四川、河南、江西、广东等农民工输出与输入大省进行深入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些努力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金融危机凸现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性

　　“今年情况特殊，我们培训工作开展得比历年都要早。”这几乎是每一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都会提到的一句话。

　　去年年底，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大批农民工遭遇到严重的失业冲击提前返乡。据人保部今年年初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中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这个状况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

　　以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为例，截止到2008年12月26日，该省因金融危机从省外返乡的农民工达92．96万人，这一数据与12月19日相比增加了6．8万人。而同为农民工输出大省的江西省，每年有6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其中省外有530万人左右，省内有130万左右。据江西省今年年初公布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截至2008年12月6日，全省已有46．8万农民工返乡。为此，江西省当即安排两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用于培训农民工。

　　与此同时，安徽、河南、重庆等输出地的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潮”更是令人忧心忡忡。

　　“年初的情况确实令人担忧。”9月14日，四川省达州市劳务办副主任黎广渠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去年年底，达州市因金融危机和春节原因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12万多人，要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压力。

　　达州是四川省第三大人口大市，总人口600多万，其中农业人口500多万。根据达州市劳务办向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达州每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有175万，其中省外134万人，省内41万人，每年的劳务收入在100亿元以上，预计今年可能达到120亿元。

　　“外出打工的劳务收入占达州人均收入的一半，所以这么多农民工提前返乡，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提前加大了培训力度。”黎广渠告诉记者，今年年初，在中央财政资金还没到位时，达州市财政部门专门拨出300万元用于返乡农民工培训。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在去年金融危机后，同样有大批在外地务工人员返乡。

　　“万年县共有6万人在外打工，当时因失业和春节回家的返乡人数达到38000多人，几乎回来了一半多。”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陈高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这种情况，万年县当即就对返乡农民工进行了全面调查。

　　“我们要先摸清到底有多少返乡农民工。所以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分别到全县各个乡镇，利用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进行调查，情况调查汇总后，把因正常原因（回家过节）回家的人数去掉，给因不正常原因（失业、裁员）回家的建立台账，并录入到劳动就业部门的信息系统中。

　　“截止到今年2月份，调查发现非正常因素回家的返乡农民工有4737人，这是第一批数据。”陈高浪介绍，针对这4000多人，万年县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开展返乡农民工培训，以工业园区用工为主，举办了600人的培训。同时，县委组织部和劳动保障局搞了一个返乡农民工党员培训，找了两个乡镇做试点。随后，团县委又进行了一次“返乡青年建功创业300人计划”。最后，共培训了8800多名农民工。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已经成功就业。

　　“在加大培训力度的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还专门到广东、深圳这些用工地与企业进行沟通，希望他们着眼长远发展，想办法为农民工就业多提供岗位。”黎广渠告诉记者，经过培训的农民工，职业技能有所提高，再加上就业环境好转，今年上半年，达州市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又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九龙治水”多头管理

　　虽然培训工作为减轻农民工就业压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各地采访时发现，由于政府很多部门都参与了农民工培训，并且培训内容、专业、补贴费用等各方面的要求均不相同，这种多头管理的局面一方面使得培训资源过于分散，形不成合力；另一方面也让农民工眼花缭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哪个部门培训。

　　据本报记者采访了解，从中央政府开始，就有很多部门参与农民工培训工作，如农业部、人保部、全国总工会、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妇联、共青团、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等。有统计显示，中央政府层面每年用于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达到100亿元。

　　“这100亿元从中央财政划出后，按比例分拨给上述这些部门，再由上述这些部门分拨给各省的专属部门。很快，100亿元的大蛋糕就被切成很多个小块，资金优势也被淹没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央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国家每年拿出大笔资金用来培训，但是，多头管理的现状使钱也花出去了，而培训的效果并不明显。

　　与此同时，各个部门培训的具体操作方式也是各不相同。以长期进行农民工培训的农业部、人保部、全国总工会、国务院扶贫办为例，由于各政府部门职能不同，所针对的培训对象也是各不相同。

　　“劳动局和就业局的培训，针对的目标是农村劳动力、下岗职工和失业职工，扶贫办"雨露计划"针对的是贫困人口，农业局的"阳光工程"针对的是农村劳动力，工会更多是针对农民工。”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就业局培训股股长周铭9月9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培训方式上有的是下乡培训，有的是在职业学校封闭式培训。据记者了解，很多地方扶贫办基本都是与职业技校合作培训，多采用封闭式培训，时间为一个月。而劳动部门、农业局的培训多为下乡培训，培训时间不低于150小时。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创业培训时间更短，一般为两三天。

　　至于补贴标准就更是千差万别。河南省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处长柳志亮9月15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郑州市劳动保障系统的规定是根据所学技术、专业的不同，分成Ａ、Ｂ、Ｃ三类，Ａ类补贴600元／人，Ｂ类补贴500元／人，Ｃ类补贴400元／人。举个例子，如果学车工、焊工就属于Ａ类，每人补贴600元；计算机操作属于Ｃ类，每人补贴400元。可以说，这是记者所走访的几个省劳动保障系统的主流补贴标准。

　　“农业系统的补贴额度相对比较低，去年人均补贴标准370元／人，根据专业不同，最高补贴600元／人，最低补贴250元／人。”达州市大竹县农业局副局长伍小航9月10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今年据说补贴标准会有所上调。

　　“与其他几个部门相比，扶贫办每年的培训人数相对较少，但补贴标准相对较高，每个人补贴800元，包吃包住。”大竹县扶贫办主任徐仁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扶贫办的培训相对要更专业。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上述培训部门中，单项补贴标准相对较高的是扶贫办，但由于劳动部门的培训人数最多，因此总体资金投入最大。

　　只是，如此之多的培训部门，农民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本报记者在渠县渠江镇山星村随机采访时，一位村民这样问记者：“我想学汽修，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报名？是不收钱的吗？能学多久？”一连串的问题之后，这位村民表示，只在电视上看到过，哪个部门在培训他也没搞清楚。

　　“目前农民工培训的现状就是九龙治水。”记者采访的多位政府部门工作者表示，农民工培训到了基层操作起来显得比较混乱。一方面是管理乱，一方面是标准乱。比如有的部门培训补贴标准高，有的过低；有的有生活补助，有的没有；有的培训时间长，有的培训时间短，而且培训教材也各不相同。

　　这正如河南省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一位负责人所说的，多头管理，多头培训，培训费用像撒胡椒面一样，效果很难理想。如果真想让农民工学到一技之长，显然培训时间还要再长一点，费用再提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