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发了一回狠，以犀利的笔调写下一篇博文——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写作《跌荡一百年》（下）的过程中，吴晓波在故纸堆里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1958年6月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撰文为粮食亩产“放卫星”提供理论依据。

　　可想而知，吴晓波的博文引来如潮争议。

　　《跌荡一百年》（下）涵括1938~1977年这39年，书写这39年的中国企业史，注定沉重而伤情。吴晓波自己说，“我之所以在《跌荡一百年》中写了不少知识分子，就是希望呼唤改良主义精神的回归。让‘梁启超－胡适－顾准－吴敬琏’的人文链条能够传递下去。”

　　《中国经营报》：在《跌荡一百年》（下卷），你甚至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特定历史阶段里的“原罪”。同时也塑造了费孝通、晏阳初、顾准、孙冶方等一批良心知识分子的鲜活形象，你如何理性看待、全面评判知识分子在商业简史中的作用与作为？

　　吴晓波：在一个公民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其实是制衡公权力的两大理性力量，如果从130年的中国商业史而言，知识分子的表现比企业家要差。首先，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更严重，革命主义与改良主义几乎势同水火，造成理性辩论的空间几乎没有，特别自上世纪30年代之后，改良主义被彻底的边缘化和反动化，企业家阶层实际上失去了思想层面的代言人和反思者，这正是中国商业进步被反复打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知识分子阶层的犬儒化倾向仍然是造成商业文明进步迟缓的主要原因，企业家与知识阶层几乎“鸡对鸭说”，完全没有对话的前提和话语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是拖了中国商业进步的后腿。

　　《中国经营报》：相较于《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的反思与痛悟更为深厚，或者可以说你是在回望、轻抚、揭示政经积弊、中国商人、知识分子的伤痕。你曾经说过写作此书“其实是怀着一种扭曲的史观”，你的基本史观是什么？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中，我始终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到底与经济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问了130年，其实到今天还没有问清楚，这应该就是中国现代化曲折反复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内生式的，它的成长与国民性的衍变以及千年以来的国家治理制度有关。所以，我写企业史往往将商业与社会放在一个框架里考察，而我关注的焦点则是人的活动。在写作中我常常检讨自己，是否在用今人的眼光看待前人的实践，是否因此会有苛求和扭曲的可能，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在这一方面有待读者的评价。

　　《中国经营报》：从1938年到1977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曾经自动放弃对抗时政的徒劳挣扎，拼力挣脱政治对立面的战略退却，真实情状的无奈与苦涩超乎公众想象。《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累计100多万字，始终在持之以恒地追问一个问题：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对于这样一个深刻而敏感的问题，你自己如何理解和阐释？

　　吴晓波：你提的问题个个都在根子上。这几乎是中国企业史的“元命题”，一切的进步、倒退与反复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比较认同吴敬琏在1991年为中国改革做总体方案时所表达过的那种模式——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就是说，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显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具有与此相类似的运行机制。吴敬琏的这段话，现在很少人反对，不过，我们一直还没有弄清楚的是，政府调控的边界在哪里，除了其自我约束之外，还有哪些力量应该对之实施监督以及如何保证这种监督的制度化？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当我们犯下了一个错误后，往往以道德化批判为反思之终点，而很少从制度层面去思考，如何防范类似错误的再度发生。关于“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问号。

　　《中国经营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是60年来最具突破性的大事件。体制的创新与重构深刻影响着中国企业史，与体制博弈至今都是中国企业家的人生命题。作为商业观察者，对此你如何评说？

　　吴晓波：中国从1978年开始本轮改革，到1992年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到今天，我们建成的是一个“非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的“非典型”体现在，一、国有资本集团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与公共政策机构形成了一种利益结构，影响了社会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二、金融体制的国有化造成国家信贷和财政政策的力量过于强大，民营资本基本没有自我调节的空间和能力；三、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模式造成了财税分配的不均衡，中央集权力量使得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灵活度不足。在一个大的经济体中，民营资本及地方政府的力量过于薄弱，明显不利于市场化取向的变革。这样的冲突与矛盾，在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也一再地发生过，曾经有过十分惨重的教训。

　　《中国经营报》：通览《跌荡一百年》（下卷），个人感觉全书似乎更偏重于经济、时政史实的陈述与归结，而在刻画商业人物方面着墨不多，比如近代著名的实业人物胡厥文、胡子昂的“事迹”未见提及，既然是“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为何没有在人物描摹上着力更多？

　　吴晓波：因为无人可写。与上卷相比，下卷的人物明显减少，这其实呈现出一个让人叹息的事实，那就是从1935年开始——也就是国民政府收编民营银行业、推导“统制经济”之后，中国的企业家成长土壤日渐丧失，到1956年至1977年之间，私人资本被彻底消灭。在这40多年中，几乎没有诞生大企业家，可以算得上是洋务运动以来的130年中，最为黯淡的年代。你所说的四川胡氏，我看过他们的资料，其典型性与范旭东、卢作孚有类同且分量未足，所以就没有放入。相反，我在下卷描写了一些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公共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晏阳初等人，在他们的精神中其实残存了商业文明的基因和素养。

　　《中国经营报》：2004年以来，你立志创作“企业史三部曲”，《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是否继续溯流而上？

　　吴晓波：完成《激荡三十年》之后，我发觉，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的梳理清楚，因为今日之弊病并非“三十年”的产物，它有更长的历史基因，所以我接着写了《跌荡一百年》，而如今写完之后，我发觉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答清楚，所以，必须再往前走，从更远的历史开始梳理，把中国商业的历史和发展逻辑重新叙述一遍。下一部企业史，我打算从先秦说起，以中国形成中央集权国家——也就是秦始皇及汉武帝时期——开始，把国家与经济的历史关系好好的讲清楚，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挖到问题的根子，然后从基因链上将之彻底打断，这样，中国的商业才可能获得本质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