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药品都没有药签,经查为假药 |
曾经的“中国保健品之都”咸阳,存在着一个假药炮制者的“游戏场”。
咸阳火车站西侧,嘉伟招待所。
二楼一个房门打开了,房间内的陈设非常简单:门口的一张桌子上摆着“奇正藏贴”、“雪域金刚酥油丸”、“芦荟排毒养颜胶囊”等20多种药盒以及宣传彩页。
“马哥”和两个女人警惕地打量着不速之客,也努力想抓住一份不想从身边溜走的“商机”:“奇正藏贴一盒5贴9元,市场零售价是50元。你代理这个产品肯定赚钱,其它壮阳的也很不错。
一位年约30多岁的女子将记者唤进隔壁一房间里。“我也有膏药,有口服带外用的,你想在哪里做代理?我的减肥药在外地很好卖。”屋内的一张条几上,放着“乐天补肺丸”、“锁阳固精丸”、“靓尔减肥胶囊”等10多种药盒。
包括“嘉伟招待所”在内的这个7层大楼毫不引人注意,只有外墙上“咸阳医药保健城”的字样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繁忙、热闹的世界。
此时,在区域药品打假的强大声势下,当初那些招商楼和医药保健城“干净”得有些寥落,但有人“坚守阵地”。假药的黑色产业链潜伏暗处,以一种与制度斗智的方式延续着。
假药“招商”黑市
一年前,当地几乎无人不知,火车站西侧实际就是咸阳市假药的营销重灾区之一,另两处位于咸阳市乐育路和中山街一带。
彼时,一些临街楼变成了招商楼,其房间都被一个个神秘人租下,一个房间里就是一家药品招商者,“相互之间不认识,都是自己做自己的”。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盛极一时,成了许多假药从地下工厂流向全国的中转站。
“一张桌子一部电话,一堆药盒两个女娃。”当地稽查人员这样高度概括假药“招商”的一致手法。据说,那些幕后老板从不现身,都是其雇用的业务员抛头露面。
“现在假药经销者精鬼、狡诈,大多数都躲到地下了。”在咸阳火车站周边,一位当地医药界人士悉数假药“招商”黑窝点分布:在嘉伟小区、嘉伟大厦和“大清华”的4、5楼都隐藏了不少,“周围的家属院里几乎都有,不计其数”。
同样,在中山街、乐育北路、乐育南路一带,在一些宾馆、住宅小区里的单元房和民宅里,一批假药“招商”者隐匿其间—这些假药销售网点都没有挂牌,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局外人很难接触到。
据知情者透露,目前从事制售假劣药品的小公司或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客户和销售渠道,为了扩展自己的“事业”,他们专门在市区内,各自租赁了多处房屋,不断地通过快递公司向各地的医院、药店、诊所等投送资料,包括药盒、样品和宣传彩页。“除了电话是真的外,其余地址、招商单位和联系人都是假的。”
此外,制售假劣药品者通过在一些大型药品招商会发放宣传单或者建立网站进行“招商”,有了订货,便在地下工厂加工药品及包装,随后通过邮电、航空、铁路、物流等渠道发货。
经常出现的情景是,每到下午五六点钟,有的三轮车、电动车上载着用编织袋套住的大纸箱出现在咸阳火车站附近,“这是往火车站货运站送的假药。”知情人道破了“天机”。
根据获取的彩页,时代周报记者在百度上以其中的药名为关键词搜索,发现此前探访的那两家售假窝点在健康网、权威医药招商网、等数家网站上发布自己的“招商”信息。
通过搜索还发现,标示为“甘肃医药集团西峰制药厂”生产的“乐天补肺丸”、“锁阳固精丸”,标示为“青海格拉丹东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虫草藏鞭丸”、“雪域金刚酥油丸”正是在全国多个城市遭到围追堵截的黑榜上的假药。
在彩页内,标示为“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中华参茸丸”赫列其中。10月10日,时代周报记者致电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人员明确答复“是假药,无此产品”。
时代周报记者佯装对“奇正藏贴”很感兴趣,与“招商”女负责人“杨经理”用电话再次取得联系。
“这是一个打擦边球的产品,很容易做。”“杨经理”开门见山地问,“你是做代理,还是做销售?做代理每盒的价格是7元。”并提醒说,要做大,最好在当地工商、药监部门里有熟人。
“药都”的沦陷
咸阳的假劣药形成气候,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那时起,就开始折磨着医药领域了。
1992年,一种比巴掌略大的“红裹肚”从咸阳蹿红,一时在中国如日中天。这个由来辉武发明的“505神功元气袋”堪称开山之作—“健”字批号从此开始,中国的保健品行业从此诞生。
作为中国医药保健产业的发源地,咸阳有了“神城”的诨号。“神针”赵步长、“神刀”张朝堂、“神袋”来辉武以及“神脉”冯武臣、“肿瘤克星”李去病、田景丰等一批“神医”粉墨登场。
“羊群效应”下,据不完全统计,那时,这个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诞生了上千余家上规模的药品、保健品经销商—以新兴产业而言,咸阳的医药保健产业可以和当年温州鞋业、广东小家电相提并论。
大批人不停地发明、推出新产品,把咸阳推向医药保健产业的前端,另一面,它也被演化成一座保健品造假之城,被人诟病。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505”火了,造假也日渐猖獗。“从它一推出,市场上就有假冒产品了。”来辉武说。当时,市场上的505假冒品、衍生品“多得惊人”。有传言说,为了假冒装有多味中草药,咸阳市周边农村的麦草都卖空了。
2000年前后,有精明的咸阳人注意到了一个趋势:代理配送制将成为医药流通的主要方式,将此视为发财的天赐良机。
在民间,有人单独或合伙出资,将小药厂、制药车间租赁或承包到手,有的通过买断一些制药企业某个产品的销售权,也以满足药厂的低限投料条件,成为某药品的全国独家总代理商。
而在实际中,自行制假掺假,或代理商要求厂家添减成分,这也是咸阳市现今众多假药形成产业的开端。
知情者称,有些人以代理商身份和医药采购供应站的名义,从药厂购进多件药品,其用意是获得代理经销目标药物的资格,套取全套资料,然后以此为掩盖,开始“原模原样”加工,再无限量、不间断地假冒、替换出售。
“药品的造假,花两三万元就可入门,简单到需造什么假药,就到药店买一盒真药,不用配方,就能很快造出来。”当地的稽查人员介绍说。
因为原料从中草药市场上可以买到,加工也不需发愁:如果要大蜜丸,可以找农户手工加工;如果要胶囊,可以找地下作坊,用压板机加工;甚至包括一些保健品厂、诊所的制剂室都承揽来料加工。
为给子虚乌有的假药披上“合法外衣”,就假冒或凭空捏造药企的名称和生产批号;同时,当地“配套”服务堪称迅捷,从盗用国药准字文号伪造各种证照、文件,印制药盒,到政府主管部门的各类审批公章、证照,都可以伪造得来。
疯狂的假冒活动对新兴的医药产业构成致命威胁。尽管工商、食药监和公安部门连续摧毁制售假药的犯罪团伙,但一个时期,它仍是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性的活动。
咸阳市食药监局副局长马康民曾向媒体披露,2005年,在查处中发现,仅咸阳市通过铁路发往全国各地的假药最多时一天就达几千件,还不包括邮寄和公路运输等渠道。
“这个城市好像天然就吸引那些假药炮制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这个地方太想发展了,或者别的方面出了问题?”不少当地人这样质疑。
“回想起来,那些年情况相当复杂,不是几个形容词所能概括的。”一位学界人士分析说,“假药在哪个区域都存在,不是唯独咸阳存在这个问题。连国家药监局都出事了(指郑筱萸腐败案),就别说基层的事了。”
假药产业的生态图谱
据称,咸阳制售假药团伙从包装设计、进料、制假、发布广告、贴标签、开税务发票均有专人负责,形成假药产供销一条龙,“产品”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
自去年以来,在当地执法部门声势浩大的“地毯式清查打击”下,这一违法行为得到一定遏制。与此同时,假药的制售出现了新动向。
目前在咸阳城区租房推销假药的人,背后的假药加工点大多已从周陵镇、正阳镇和马庄镇等城郊农村,转移至泾阳、礼泉、杨凌等地。有的人直接从沈阳加工“产品”,转为类似“一级批发商”的角色。
“现在都回到原来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水平上了。因为(假药案)一旦案值超过5万元就要追究刑事责任。”一位满脸胡茬的“从业”男子介绍目前的假药产业现状,“现在有很多人收手了,但这行不是完全不能做。”他说。
从2007年开始,“络腮胡”和3个同事下岗后合伙做狗皮膏药,这个号称主治风湿的“传世奇方”膏药到现在还卖得很火。据称,膏药是用辣椒精和起止痛作用的违禁西药用小铁锅熬制的,成本很低。
经多番努力下,时代周报记者和一位从事西医临床的“宋医生”取得联系。
在确认不被透露真实姓名之后,“宋医生”向记者描述了她“被人拖入制售假药歧途”的短暂经历。
2006年,“宋医生”看到从事医药营销能赚钱,由她一人出资10万元,另两人具体搞经营,合伙代理经销一种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的资格,该药是国家正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但是价格高,利润薄。
半年后,不过问具体经营的“宋医生”注意到他们还经销着“利君沙”、“吗丁啉”等知名制药企业的产品,追问之下,才知两人未经她同意搞起了制售假药“更来钱的勾当”。
“我是专业医生,但从外观上却一点也分辨不出真伪,其实所谓的利君沙里装的是劣质螺旋霉素,“吗丁啉”里是胃复安成分,就是用同类低价原料药制成好药、贵药。”
后来,合伙人想要增加“经销品种”,让“宋医生”帮着生产比真药效果还好的假药。
她知道这是当地所指另一种层面上的假药—在治疗癫痫病“纯中药”制剂中偷偷添加抗癫痫的西药;在壮阳的“纯中药”中加入“伟哥”粉(枸橼酸西地那非);在减肥药中加入甲状腺激素;在治疗皮肤病的中成药里加入激素“醋酸泼尼松”等。
但深谙医药的“宋医生”最清楚不过,这是一个及其恶毒的骗局—西药的服用有严格的剂量限制,在中药里随意加入西药成分,可能使患者超量服用,造成药物毒性,严重时不啻是一剂致人死亡的毒药。
最终,“宋医生”终止了这个合伙生意。除了良知使然,更是一种医生的本能和道德。
但8至20倍的暴利,地下的假药产销者瞪着贪婪的眼睛,“像做时装一样”,继续延续着什么药品卖得火,就立即假冒销售它。
“像温州鞋业一样,咸阳的医药保健品业也需要政府出面,采取专向行动重点治理,重塑‘药都’形象。”咸阳医药销售公司某领导这样评价道,目前咸阳的打击风暴,已收到效果。
相关人士认为,相关法律缺位凸显,执法中“取证难、处理难”的尴尬,“捉放曹”式的以罚代管,“制假者与监管者之间的“说不清”的利益关系,以及监管资讯的不透明等,都是制售假药行为屡禁不止、屡打不绝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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