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齐鲁周刊
时间往前推19年，1990年，哈尔滨公安机关查获了“乔四”等三大集团，这也是中国第一批被公众熟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查办“乔四”案时，有62名公安民警涉案，其中处级、科级干部各5人。“乔四”案进一步警告着警匪勾结、涉黑腐败在日后的泛滥。
如今落网的重庆黑恶势力，正是遵循着当年乔四的道路，警匪勾结、不断向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
在重庆大反黑背后，是中国政府于今年7月启动的新一轮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今年7月7日，在中央政法委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孟建柱将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特殊重要性，提升到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
打黑带给亲自“操刀”重庆打黑重任的王立军的，并不仅仅是荣誉，更是困惑。“打黑里面有教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黑社会那个层层的关系网，和他们强大的社会结构。”王立军说。“内部人士”成为打黑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
何秉松认为，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且在局部出现了“黑金政治”。政治权力与犯罪势力的勾结，已不再是单纯的保护和被保护关系。“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极少数官员实际上已成为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已掌握了合法的政治权力。”
在重庆，其社会经济的很多行业相继被黑社会控制，首当其冲的则是运输业。
黎强掌握着重庆100多条公交线路经营权和多条货运线路，几乎垄断了重庆的整个货运交通业。黎强有一个非常光鲜的身份，重庆市人大代表。他靠经营民营公交起家，为了争夺公交路线的经营权，他选择了最便捷的方式——打砸抢。而这一方式屡试不爽。短短几年，黎强拿到了重庆的100多条公交线路经营权。可以说他的势力已经足够影响到城市的公交命脉。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黎强又做起了房地产业的生意，黎强拿地的价格总是出奇的便宜。
另一个行业则是“放水”高利贷。寸头，黑T恤，黑色布鞋的徐帆，是重庆某追债公司的一员，平日找上三五个兄弟，穿上印着“讨债”字样的上衣，往债务公司一坐，直到对方还钱。他属于道上的“清水黑”——这个术语自袍哥时代延续下来，指的是那些不干下三滥的事情的道上人；另一种黑法叫浑水黑，就是没名没位，靠打杀的纯江湖人士。在游动着数亿高利贷的重庆，讨债事业相当红火。甚至希尔顿酒店的围墙上，亦不乏“追债”的“牛皮癣”。许多讨债公司披上“代收代付货款”的外衣，进入商务公司的序列。
一些行业是黑社会刚刚发展时经常盯上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物流、娱乐业，甚至房地产，但分化最细致的则是肉食品产业。在个别市场，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在建筑行当，有沙霸、石霸、砖霸。建立在威逼、恐吓甚至殴打上的垄断，已经成为某些行业的规则。
这些监管缺失的灰色地带里，犯罪技术和装备正逐步升级。一些团伙已经有了AK47，以及警方专用的移动电话定位系统。重庆打黑创下了重庆诸多历史之最，收缴的赃款数额巨大，警方缴获黑帮共330亿元赃款赃物。
“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到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阶段”
孔二狗在《黑道风云二十年》的结尾写道：社会大哥们见到他，提的要求是：“能不能把小孩带到上海读书，钱不是问题，你得看好他们。”
这似乎仅仅只是一个还算美好的愿景，但是现实永远比文学作品复杂而且残酷。他们的生存是个悖论，没有人希望让自己的后代继续当“大佬”，但他们依然走在这条不归路上。
有专家指出，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国外黑社会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其他黑社会是在发展壮大后开始寻求得到政界对其利益的庇护，例如推举议员、竞选行政官员、行贿官员等。而在中国，黑社会在发展的初期就有了政商人脉保护伞。
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某些经济领域，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组织。”
例如，去年3月10日，重庆“黑老大”杨小林在渝北区一家招待所内主持召开了有多名骨干成员参加的“公司”成立大会，宣布自己为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贩毒、放高利贷，组织、介绍、容留卖淫等。
杨小林对“公司”成员进行了严密的分工，同时制定了一套“公司”非法所得利润分配原则。其中他分成30％，其他骨干成员瓜分57％，剩余的13％作为“公司”的公积金，由他保管，主要用于“公司”成员被抓或受伤等费用的支出。杨小林还规定了会议制度，每月开一次骨干成员参与的会议，总结一个月以来的“公司”经营情况，并对“公司”利润进行分配。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点决定了打黑除恶将是一场持久的、广泛的行动。正如孟建柱在本轮大反黑中强调的，“最大限度地铲除黑恶势力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这无疑是打黑行动的根本所在。
而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就在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被选在了重庆。
（文据《瞭望东方周刊》、《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等）
■延伸阅读
谁给黑老大戴上了“红帽子”？□黄豁 王晓磊近来，重庆开展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目前已有14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被摧毁，19名“黑老大”被抓。
群众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也感到触目惊心：落网的“黑老大”中不少人都头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光环”。在公路客运、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以黑养商”的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富豪陈明亮是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垄断重庆猪肉市场的王天伦是重庆大渡口区政协委员。近年来，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并不鲜见，人们不禁要问：“黑老大”是怎么戴上“红帽子”的？
是“黑老大”们善于掩饰，恶行长期不为人知？现实是这些人在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前就已劣迹斑斑，群众对其恶行举报不断。比如，当“黑老大”黎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大批受害群众自发从多个区县赶来，拉着条幅、捧着锦旗向警方致谢，有的人当场喜极而泣。如此看来，“黑老大”们民愤已久，只要认真调查，并非难以发觉。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肩负神圣的职责和使命，其产生过程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定。但是，一些地方却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一种组织安排，作为一种政治待遇，向所谓的“致富能人”倾斜，似乎挣钱多，能纳税就一俊遮百丑，而成为代表委员最重要的民意基础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指标。这其实是一些干部“GDP崇拜”和政绩观异化的另一种表现，也是“黑老大”戴上“红帽子”的土壤。
“黑老大”们之所以热衷于弄顶“红帽子”，其目的当然不是替人民说话、解难、办事，而是为了“以红养黑”，借助代表委员的光环，为自己欺行霸市、强取豪夺的行为披上堂皇外衣。
中央政法委近日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黑恶势力犯罪活动仍然比较活跃。这些黑势力不但向经济领域扩张，攫取巨额非法利益，同时还向政治领域渗透，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影响政权稳固。要堵住“黑老大当代表”之路，唯有充分估计黑恶势力的危害，把好代表委员“入口关”，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消除“以红养黑”的土壤，禁绝“黑老大”戴“红帽子”现象。
（摘自新华社重庆8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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