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敛财，上海交通管理部门不惜把自己变成绑匪一类的组织。而他们收买的线人，同样为了敛财，不惜卖身投靠绑匪，为绑匪充当钓饵。这种荒唐的事情，如果不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真难以相信会出现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而出现这样事情的社会，其文明程度是应该大打折扣的。

　　荒唐的事情引起舆论一边倒的强烈抨击。这让我对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抱有希望。不过，舆论抨击虽然猛烈，但核心的问题很少被揭示，结果，政府化身土匪的动力机制并没有被真正触动。以后，我们很可能会继续遭遇身穿制服的绑匪。

　　大多数舆论批评都质疑“钓鱼执法”的合法性，认为执法机关不应该采用这种欺诈性的手段执法。可是，“钓鱼执法”本身并不应该被一概否定。

　　假设，某地频发对单身行路妇女的强奸案。为了破案，勇敢的女警察化装成单身行路妇女，在案发集中地经过，引诱罪犯作案，然后一举擒获。这种执法手段算不算“钓鱼执法”呢？如果算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被否定呢？

　　或者，某官员涉嫌向敌国出卖国家机密。反间谍机关伪装成敌国特务，和该官员接头，故意向其购买情报。该官员欣然前往，持情报出售。待证据确凿，反间谍机关人员一涌而出，将犯罪官员拿下。这算不算“钓鱼执法”呢？

　　再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巡行抓小偷的警察，发现某可疑盗窃团伙，于是进行跟踪，但该团伙成员迟迟没有出手作案。警察设法安排某人当众露财，引诱小偷出手盗窃，然后警察人赃并获。这算不算“钓鱼执法”呢？

　　上述情况，应该说，都属于“钓鱼执法”。也就是说，执法机关故意采取某种手段，引诱某人实施犯罪，然后一举擒获。如果没有执法机关的引诱，该犯罪人可能不会犯罪，至少不会犯被执法机关拿获的那个特定罪行。

　　可是，上述“钓鱼执法”中，执法机关的行为显然都不应该受到指责。他们的侦查、执法行为是完全正当的，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不能说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是执法机关引诱出来的，也不能说犯罪者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那么，为什么说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对“黑车”实施“钓鱼执法”就是非常邪恶、状类绑匪的行径呢？

　　这要从法律对违法犯罪行为的两个认定原则说起。

　　法律认定某行为属于违法或者犯罪，有两个原则：（一）本身原则；（二）理性原则。

　　本身原则适用于行为本身只要实施，就属于违法犯罪的情况，比如闯红灯、盗窃他人财物、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等等。这些行为，只要发生了，就是违法犯罪，就应该受到制裁甚至打击。

　　对这些行为，犯罪者没有理由以执法机关使用“钓鱼执法”来为自己开脱。不管别人怎么引诱，人们都不应该做这些事，做了就是违法甚至犯罪。在这种情况下，“钓鱼执法”是完全可以和应当使用的。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把人群中潜在的犯罪分子找出来。

　　另一种情况，判断某行为是否违法犯罪，不仅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做了，还要看其行为的原因、动机和后果。这就是理性原则。比如，建筑施工制造噪声，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如果工地在荒郊野岭，大可以毫无顾忌地制造噪声。但如果工地不巧位于居民区，噪声严重扰民，居民提出抗议，那么施工就属于违法行为，施工方就要对周围居民做出补偿。

　　再比如，使用他人知识产权产品，如果仅仅用于教学研究，可能就不属于侵权，但如果用于商业性场所，就会构成侵权。

　　按照本身原则执法，好处是执法简便，成本低，但本身原则只能适用那些毫无疑问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如果某种行为仅仅在某些条件下才属于违法犯罪，就不能笼统地适用本身原则，而必须用理性原则进行逐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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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执法”设法诱使他人实施某种行为，然后加以制裁。这种执法方式应该只适用于符合“本身原则”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司法当局应该有明确的根据，确定这种行为只要实施，就会造成对他人合法利益的侵犯。

　　但如果一种行为并不必然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而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才构成违法犯罪，这时，“钓鱼执法”是绝不可以使用的！如果使用，“钓鱼执法”将把守法公民变成执法者定义的违法者。然后，执法机关再对其进行制裁或者打击。这种情况下，执法机关无异于心怀叵测的绑匪，是在公然与人民为敌。

　　可见，问题的关键是，“黑车”应该适用本身原则还是理性原则？无疑，“黑车”应该适用理性原则。车主开车，自愿允许其他人搭乘，无论是否收费，我看不出这种行为何罪之有。如果采用本身原则，仅仅因为当事人做了这件事——让陌生人上车搭乘，就可以认定其违法犯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搭乘行为没有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相反，这种行为是有利于其他公民和整个社会的。

　　当然，有的城市有一些管制规定，比如限定出租车的营运资格，实行有限数量的牌照管理。“黑车”似乎违反了这些管制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本身就有很多争议。主张自由市场原则的人——比如我，是坚决反对此类管制规定的。

　　且让我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规定是可以接受的，其立法本意也是仅仅限于“非法运营”的车辆，而不能适用于所有让陌生人搭车的情况。上海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应该并没有什么法律禁止人们搭车吧？

　　上海“钓鱼执法”的邪恶正是因此而生。他们设法混淆这两种情况，采用可耻的手段，把这两种情况都归入管制范围，然后通过罚款谋取暴利。贪婪使得他们越来越过分，以至于把人们出于良善动机，帮助他人的行为也归入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上海政府也就因此达到了反道德、反社会的高度。对这种高度，吾辈只能高山仰止、望而兴叹。

　　那么，应该如何铲除这种邪恶呢？具体的办法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但基本的原则并不复杂。那就是，把属于本身原则的行为归入公法领域，列为公诉案件，交由执法机关直接侦查处理。而把属于理性原则的行为，归入私法领域，只是在当事人感到蒙受侵害，并提起诉讼的条件下，法庭或其他仲裁机构才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违法犯罪。换句话说，民不告，官不究。对这种行为，司法机关或者政府不能不请自到，无事生非，更不能搞什么“钓鱼执法”！

　　如果政府对适用本身原则的违法犯罪行为制止不力，那必将使社会秩序混乱，导致公众利益受损。那是政府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同时，如果对适用理性原则的行为，政府主动出击，甚至“钓鱼执法”，那就是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伸到公民的私人领域之中。这必将导致许多本来合情合理的行为被扼杀。社会会失去许多探索、创新的空间。这种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

　　回到黑车的问题。上策的解决办法是彻底废除出租车管制条例，这自然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钓鱼执法”的可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也应该将其归入私法领域，奉行不告不理原则。我们倒要看看，黑车具体侵犯了谁的什么合法利益？是怎样侵犯的？如果长期无人去告，那么，管制条例自然也就应当在适当的机会废除了。

　　将本应由私法处置的行为交由公法处置，自然会纵容执法人员的贪欲，让他们主动出击，竭力把人们并非违法犯罪的行为定义为违法犯罪，并从中寻找牟利的机会。这种局面的恶劣后果已经受到了广泛批评。我希望，人们能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恶劣局面的根源，并致力于从根本上铲除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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