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古装宫女的水袖婆娑之下，胡润和他榜单上的慈善企业家们，站在了宁波的领奖台上。

　　胡润用熟练的中文不时与站在他左边的牛根生耳语。他颁出慈善奖的时间显然十分合适，正值中国承诺捐赠额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新华都横空出世。

　　“对，我也是刚知道新华都基金的。我想陈先生肯定会出现在明年榜单上，说不定还是第一。”胡润的回答不失时机。

　　福建人陈发树，目前中国风头最劲的商人。他新近宣布成立的新华都基金，又以83亿的天文数字，一跃成为非公募领域的巨象——他的CEO唐骏，亦成为了这家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

　　巨象入场，已经成为非公募基金领域的趋势。但也注定与企业，甚至企业家本人的毁誉相连——陈发树矿山发家成谜？成立基金会之前频频减值套现意在何处？牛根生裸捐的到底是股权还是红利？老牛基金会的账目缘何一直没有公开？

　　对此，胡润的榜单并没有回答。他的统计基本以承诺捐献数字为准，并不核实实际到位率。

　　83亿并非陈发树45%身家

　　这个小圈子，第一次挤进这样规模的大象。

　　本报记者从中国民政部和福建省民政厅证实了新华都基金会的注册信息。信息明确了新华都基金的注册资金为1亿元现金，登记管理机关为福建省民政厅。

　　实际上，作为这个登记管理机关，福建省民政厅一直只了解并核实1亿元的注册资金，而对于新华都宣布的“83亿元”却措手不及。

　　作为基金会主管部门，福建省民政厅负责基金会注册登记的负责人坦言，在20日基金会宣告成立之前，他们也并不知道“83亿”股票捐赠的存在，只在发布会现场时才“被告知”。

　　“由于资金额度和注册资金严重出入，在发布会现场我们单位到会的领导，立即找到新华都基金会秘书长了解情况。”该人士介绍。

　　在新华都成立之前，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已经有643家，其中三分之二是企业设立——从2004年之后，南都、万科、蒙牛、万通等遍布地产、乳业、矿山等行业的重量级企业开始设立基金会，捐献数额从数亿一路飙至数十亿，甚至出现了股权全部捐赠的“裸捐”案例。其中，注册资金同样上亿的有华民基金会等。

　　不同的是，新华都基金会还承诺将捐赠83亿有价证券，这个数字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家非公募基金会。

　　根据新华都基金会成立时宣称，陈发树捐献的83亿有价证券，是青岛啤酒7.01%的股份、云南白药的12.3%的股份，还有其占有新华都集团的股份。

　　而后几天，新华都股份又特意发出公告，澄清陈发树捐赠的83亿元有价证券并不包括新华都股份，且新华都的股东也不会发生变更。更有云南白药的一位未具名股东也出面称，陈发树个人购买的股份并未过户，不满足捐献条件。

　　一时之间，这笔有价证券的说法出现了多个版本。

　　而根据本报记者向唐骏本人再三确认，陈发树实际捐赠的股份包括他个人持有的紫金矿业(601899.SH)、青岛啤酒(00168.HK)，以及新华都集团(并非股份公司)持有的部分紫金矿业股份。

　　“捐出去最大的一块其实是新华都集团(持有紫金矿业的股权)。”唐骏表示，陈发树在新华都集团拥有90%的股份，新华都集团又持有紫金矿业17.3亿的股份，“一股10块钱，就有170亿”。

　　这样的措辞意味着，如果捐献完成，陈发树之前的多元化资产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版图。

　　其一是纳入捐献的部分，这包括陈发树赖以成为百亿级富豪的紫金矿业，和他于今年5月购入的青岛啤酒。这一部分资产将大部分捐献给新华都基金会，具体比例没有公布。

　　另一部分则是非捐献部分。主要包括新华都集团所辖除紫金矿业之外的其他资产，包括以商贸为主的新华都股份，港澳资讯，福建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华福大酒店等资产。

　　第三部分是陈发树曾经宣布过捐献，但最新被唐骏否认的资产。该部分资产是陈发树于2009年9月购入的云南白药。由于股权转让审批尚没有完成，对于转让完成之后是否会捐赠尚不明晰。

　　“我只知道捐献总额约为陈个人财富的45%，即83亿元。”唐骏说，“新华都(集团)拥有的跟我们(基金会)没有任何的交叉线。”他没有解释三次宣布捐赠内容为何不同的原意，以及捐献部分资产时的取舍考虑。

　　但是，根据本报记者按照捐赠范围的两个上市公司在新华都基金会宣布前20日的均价计算，陈发树个人直接或者间接在紫金矿业持股18.886亿股，均价为9.296元，总计175.56亿元；在青岛啤酒持港股9164万股，均价29.85港元，总计24.1亿元。两处有价证券相加总额近200亿元。

　　83亿大致相当于这部分的45%，而非陈发树全部个人财富的45%。

　　当然，这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这么大额的基金会成立，肯定会对行业有很大的促进性，”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对本报记者说，“不过他们很快会发现，花钱比挣钱还难，这也是捐赠者本人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洛克菲勒做慈善时，顾问说，你的资产太大，将来把你压死，因此分散资产和积累的速度要差不多，”民政部特邀专家、中国社科院教授杨团说，“散财的思路是为了自己，因而才建立起基金会。但这种散财又成为了增值的一部分。”

　　不过，截至目前，这只大象仍没有完成所有必要的手续。上述新华都承诺捐赠的83亿有价证券，并不在民政系统登记注册的范围之内，而是一个陈发树个人和基金会之间的“合同数字”，且这个数字的实现需要一定时间的履行，并非“立刻到账”。

　　唐骏回应外界股权捐赠之惑

　　股权捐赠，给民政系统官员乃至相关专家出了一道难题。

　　“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只规定了现金捐赠的情况，股票捐赠怎么操作，现金如何兑现？我们想象不到。”上述福建民政厅人士称。

　　他坦言，如果股票交割完成后再行捐赠，可能好办，但未必达成共识；如果直接捐股票，股票市值涨涨跌跌，具体资金价值并不好确认，从而不便于后续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在这种种难题之下，他们选择暂停。如今，他们和新华都基金会一起，正在等候民政部有关司局的具体调研和确定。

　　另据本报23日从王振耀处获悉，对于股票捐赠这种情形，的确正在考虑和有关监管部门、相关企业家取得联系，从摸清基本情况入手。

　　针对股票捐赠的可行性和操作模式，本报特别咨询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郭锋。

　　郭锋表示，按照现行法律，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性质的法人，可以接受财产捐赠。但如果所捐资产为上市公司股票，操作起来就比较复杂。

　　郭尝试区分了两种情况。

　　如果所捐资产为非流通股，就会涉及股票解禁问题，需要在国家现行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协议转让，由捐赠人和基金会签订书面转让协议，并到工商局做变更登记，将股权登记到基金会名下。

　　如果是流通股，虽然可以自由转让，但由于需要在沪市或深市上竞价交易，很难保证这部分欲捐赠的股票刚好被基金会买到；故此也需要进行股权转让登记。

　　第二种情形还有一种更直接的办法，那就是将股票在二级市场上全部出售，将83亿元交割完毕的现金捐给基金会，“这是一种理想情况，但当事人可能未必同意，而且在交割时也需缴纳大量交易税费”。

　　郭还表示，上述两种情况都存在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捐给基金会的股票不能有法律认定上的瑕疵，诸如担保、抵押等情况，也就是要保证捐赠者对这些股票确有“处分权”。

　　而对于社会关心的这83亿元捐赠能否落实，有关官员及专家都表示了看法。

　　作为新华都基金会主管方的福建省民政厅上述官员表示，83亿元股票的捐赠，绝对不是企业家可以单方面认定的，如果国家经调研认定后果然在股票捐赠上开了口子，下一步还需要关注资金的具体落实问题。

　　郭锋也表示，一旦股票捐赠方式确定，及时验资，看股票是否真正落实到基金会账户，相当重要。后续还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资金会进行严格审计，将结果及时公布。

　　强调这一点的原因，郭锋认为在于，如果是基金会名下财产，其享有的税收减免政策和企业或个人资产不一样；公布基金会资产的数额，也是为了保证这笔钱真正用于起初承诺的公益支出，而非他途。

　　而唐骏则向本报记者确认，目前已经承诺捐赠的股权，已经委托工商银行代管，正在过户的手续当中。

　　其实，上述诸多疑问，来自于并非现金的财产转移固有的复杂性。这涉及到股权的所有权让渡、在资本市场上如何变现、履行时机，其操作方式远比捐献现金复杂。

　　“(新华都的)这个过程就是巴菲特给盖茨基金捐款走的路径。”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评价说，这些股权的收益已经明确是基金会所有，但是转移和变现仍需要遵循“税收优惠最大化的原则”，“找到合适的时机”。

　　这个“合适的时机”，就曾经让一些试水者如牛根生等陷入一些非议。

　　在老牛基金会成立时，根据当时发布会的内容，第一步捐献的是红利——在牛根生的有生之年，个人股份红利的51%赠予基金会，49%留作个人生活所需，股份话语权不变。但当牛根生卸任董事长后，表决权将授予继任者。

　　第二步，在牛根生本人天年之后，捐赠的内容才转化为股权，家人不得继承。

　　事后，这个暂时的“捐赠红利”的方式也被老牛基金会修正为“捐赠股权”，只是完成转让前由牛根生代持。

　　“从法律上看，捐赠股权和红利有本质区别，”海仓基金会总干事段德峰说，“捐赠红利说明股权的所有者并没有改变，而捐赠股权则是把所有权从个人让渡给了公众，使这些资产成为了公共资产。”

　　“我们捐的是股权。”唐骏回应说，“只是在现阶段，股权转让没有完成之前，我们先使用红利和保值增值的部分，开始做一些慈善项目。”

　　投资遇到的“左右口袋”

　　而且，捐赠带来的所有权问题，会因为基金会的对外投资操作，引发钱在“左右口袋”里进出的隐忧。

　　据唐骏透露，新华都基金会也决定以投资来保值增值，而且每年的增值目标是15%。在这个目标下，其参照盖茨基金会，已经搭建了一个包括基金和慈善两部分组织的架构——目前，负责“花钱”的慈善部门共有13人，以设计项目、对外联络、实施项目为主；负责“挣钱”的基金部分共有3-4人。

　　虽然人数上占比较少，但3人的基金团队内，却包括了陈发树本人，唐骏，和另一个投资高手这样拥有大量话语权的组合。未来，这部分的人手还将扩充3-4名。

　　这样的设置，会不会让基金会的投资“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甚至成为公司之外的另一个资金运作通道？

　　这样的隐忧来自于老牛基金会的操作实践。

　　在老牛基金会成立后不久，便爆出了“万言书”事件——老牛基金会将下属“老牛投资”的部分股权质押给摩根士丹利，作为对赌协议的一部分。被质押的这些股权当时是由牛根生代持的，但这样的对赌似乎与基金会的公益性质无涉，而与蒙牛自身的利益关联更为密切。此外，老牛投资联合海外私募基金KKR等对“现代牧业”的投资，也同样引发争议。

　　“这是因为基金会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同一个人，”中国民政部特邀专家杨团说，“这样的架构，自然有可能妨碍到基金会的独立性，进一步妨碍到捐赠的公益性。”

　　唐骏对此质疑的反应却十分激烈。“盖茨基金会也是盖茨在运作，这个分离的要求也太苛刻了吧。”唐骏说，“这本来也就是陈总的钱，由他本人打理也没什么不对吧。”

　　“我认为，一般现金出资的基金会是有保值增值必要的，”段德峰评价说，“但用股权捐赠的基金会并不需要，只要做好公司，自然股票会涨，没有保值增值的必要。”

　　透明化与未来空间

　　但这样的苛刻不是没有来由的。唯一解决之道，就是加强基金会的透明化。

　　对“新华都”这样规模的基金会，现有的硬性监管措施只有一项，基金会需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交年度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并在指定报刊上刊发。“日常信息公开只能重在自律。”杨团说。

　　但现状是，一些注册在地方的基金会，从来不公开其财报，年检也并不严格。徐永光在《2008非公募基金发展报告》中写道。

　　组织了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在内公益慈善领域法规制定的北大法学院院外导师朱卫国认为，“在硬件技术层面上的监管并不困难”。困难在于，谁来分析处理全国共计900余家基金会的短周期账目，且自身具备执行监督的公信力——这一直是民政部门的工作，但变革已迫在眉睫。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国胜则建议，可借鉴国外对非公募基金会的管理模式，由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全方位跟踪其资金使用，详细披露其接受捐赠情况及公益支出数额，“他们披露信息很细致，甚至对各个基金会成本核算情况，哪家用了最少的钱办了最好的事情，也有排名披露”。

　　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由行业共同认可的“评级监督机构”进行监督。业内专家认为，由这类机构推动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是实现高水平的必需。但他们同时会说，权力的退出目前“殊难实现”。

　　在杨鹏看来，大量巨象的出现，是生存经济过渡到发展经济阶段的必然，“在这个阶段，一部分企业家开始追求更多的价值，以及被人尊重。”

　　他同时认为，在历史角度看，非公募基金会的增加也是对社会结构的一种自我完善。这种完善也意味着政府放权的改革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

　　但相关制度体系似乎还没有给予这些巨象足够的生存空间。

　　据《2008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发起方，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轮值主席徐永光认为，“当初确立相关制度时似乎更希望基金会保持中等规模，并不适宜大型基金会发展”。

　　徐指出，现行的体系有三大制约：大型基金会审批时间过长、《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支出比例的限定和税收减免政策不足、免税政策。

　　其中，免税政策是当下企业家最关心的内容之一。根据现行税法，企业或个人的捐赠均可享受税收抵扣减免，但基金会的投资收益，却要上缴企业所得税。“美国的对应政策仅为征收1%的消费税，而且免遗产税。这个政策有很大鼓励作用。”徐永光介绍说。

　　此外，目前企业投入到非公募基金的注册本金，也不能享受企业所得税的抵扣。

　　更为重要的是，若非公募基金会的准入制度有所松动，则能够推动更多“巨象”入场。

　　根据相关专家透露，这部分准入只是“略开一个小口”——在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的《慈善事业法》草案中，特别提及了“慈善组织准入制度”。

　　这一制度的具体施行以何细则支撑仍未可知，上述专家认为，它有可能简化现在的审批流程和评级认定，“但并未明确打破现行的"注册登记"与"业务主管"分置的双重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