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解决知识产权争端的方式在渐变。

　　最能代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情况的一段对话发生在两位“铁娘子”之间。在1991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开口就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

　　从根本上来说，中美双方在对待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双方对于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方面有着共识。早在1979年7月正式签署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第六条就明确规定，每一方提供的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的保护，应与对方给予自己的此类保护相适应。不过双方在中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方面充满矛盾—中国要求美国理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事实，给予中国较长的时间来逐步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但是美国则要求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夜之间达到美国的水平。

　　现在，知识产权问题依然是中美贸易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即将举行的第二十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的实施依然是中美双方的主要议题。不过，像吴仪和希尔斯之间的这种唇枪舌剑很难再次发生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桌上—在10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表示他将从“对中国有利”的角度说服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骆家辉这种“对中国有利”的说服方式，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讲之中已经得以体现。

　　在27日广州举行的珠三角创新与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上，骆家辉演讲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国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可以并且应该做得更多。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美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并鼓励中国本土的企业家精神。”

　　在演讲之中，他用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作为例子。他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不久托马斯·杰斐逊就帮助创立了美国专利局—“他知道，长期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新科技和新创意不断流入市场；但他也知道，如果缺乏为这些创意提供所有权保护的承诺，创新人才就不愿冒着风险来改进现状。”

　　在演讲之中骆首先为中国政府“设身处地”。他赞美了中国建国6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表示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中国正日益向高端转移。很快，他话锋一转，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不仅要靠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还要靠他们的创意和发明来推动”。很显然，为了中国的经济顺利转型，中国需要“培养更多能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销售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本土企业家”，而要做到上述内容，中国“必须建立一套为那些冒着风险开发新创意的人提供奖励和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后来对暨南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之中，他与将来的创业者们一起“将心比心”。他举了比尔·盖茨的例子，指出“正是由于比尔·盖茨的创意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今天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因此而获益匪浅。”他在演讲中大声疾呼“也许就在我们这个房间里，就坐着清洁能源领域的比尔·盖茨，或者医学研究领域的比尔·盖茨。我们必须确保，无论这个人是谁，他都将得到类似的保护！”

　　不得不承认，奥巴马选择骆家辉担任商务部长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尽管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在从制药、生物科技到娱乐业等诸多行业中，在中国的美国及其他外国公司因为仿冒及知识产权盗用而每年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收入”，但是听过他演讲的人在心中依然会有一种被说服的感觉。

　　这种说服力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作为华裔的骆家辉摸透了中国人喜欢听好话的习惯，或者是他迎合了中国“伸手不打笑面人”的风俗，而是源于他的说服方式改变了过去美国在要求中国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之时采取的不顾中方现实，一味以势压人的模式。不管怎么说，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中美并无根本分歧。

　　那么创建一个友好的谈判模式，在谈判过程中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必然能带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