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长足进展，但受制于资金约束和制度制约，也难免存在急功近利和顾此失彼的现象。10月29日，搜狐新视角经济学人论坛“谁来保障我们的社会保障”齐聚各方嘉宾，将针对当前社保改革存在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剖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表示，中国这样13亿人口的国家跟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几十万人口国家的老龄化是不一样的。

　　中国好象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教育要办好，要使公民的文化程度提高能力加强。从一个家庭来讲，一个会挣钱的人和一个不会挣钱的人来养老人的话根本不一样，所以要使中国的下一代有更多的能力来创造财富。最终决定这个时代某一个时点上怎么样养老是这个时点上创造的社会财富来决定的，现在存的钱都只是一个符号，决定怎么养老其实是那个时点上创造的财富来决定的。

　　第二个问题，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是以户籍人口来讲，老龄化程度很高，但是要用常住人口来讲，是大大的下降了，北京、上海有600万—800万的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中基本上都是中青年人，包括一些孩子，老人基本上没有，而且老了以后他们会回家去，按照现在的制度安排来改他们只能回家去。所以在今后可以看到的这样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其实根本上是不怕老龄化的。问题会在农村，在那些比较贫困的地方，要是那个地方的青年人将来都跑到城里来打工的话，那个地方的老人怎么办？这是现在开始就要去密切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中国老龄化的不良后果将来是在农村。

　　中国在老年人逐渐增多的时候其实的孩子是在减少的，所以总的中国的抚养比并没有很大很大的增加，好多东西对中国来讲可能是一个幸运。比如文革以后我们批判，说批错一个人徒增3亿人，但前30年中国的发展不正是靠这多增的3亿人嘛，因为多增了3亿人所以我们有人口红利、所以我们有比较优势。其实中国还有一个幸运，就是说30年初步发展过了以后，现在在转折点上我们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了，这个时候正好是能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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