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渴望政策延续 开放重于改革
重庆市代市长黄奇帆谈西部大开发
■本报记者 王小妆
西部大开发已经１０年了。１２月１７日，黄奇帆就此接受部分媒体集体采访，这是黄奇帆就任重庆市代市长以来的首次记者会。以下为黄奇帆对记者提问的回答，根据录音整理，
西部大开发系列政策的三大“足金礼包”
西部大开发，从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启动，给西部带来的好处有三大方面：一是政策，一共２５条，就我学习理解，不亚于３０年前深圳特区的政策，也不亚于２０年前浦东开发的政策。二是转移支付，使得西部财力有很大的增强，国家对西部的转移支付相当于西部地区本级财政支出的５０％。拿重庆来说，如果说我们每年财政支出３块钱，两块钱来自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一块钱是国家转移支付的。重庆如此，西部各省大都如此——城乡统筹、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事业得到了国家更多的支持。三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家对西部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大大加强，超过过去５０年的总投入。
没有西部大开发，就没有重庆和其他西部省市的大发展
从重庆来说，经济社会得到很好发展，一是基础设施改善了，比方说１０年前通车的高速公路为１００公里，现在为１６００公里；１０年前高等级公路有１０００公里，现在为７０００公里。机场我们也改造两轮了，１０年前机场有２００万人次的吞吐量，到明年新机场二号跑道竣工，实际吞吐量可以达到２５００万人次。铁路，１０年前不足５００公里，现在实际通车里程已经达１３００公里，还有近１６００公里在建，几年以后重庆会有３０００公里的铁路。
如果说１０年前重庆最大的瓶颈是交通，那么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交通改善了。
二是工商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１９９９年，重庆工商产业产出只有１３００多亿元，今年可以达到８０００亿元；工业投资，１０年前是一年１００亿元，今年是１７００亿元。
三是服务业。１０年前，银行贷款规模１０００亿元，其中居然有３０％多的坏账，是几乎要崩溃的一个状况；到今年，资产规模和储蓄规模双双过万亿，贷款规模是９０００亿元，规模增长了近１０倍。而且，效益改善了，不良率为１．３％，在全国排第三位。
四是国有资产。重庆国有企业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特征的叠加——这是吴邦国同志当年说过的话，很困难。最近５年也好１０年也好，国有企业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资产总量从过去的１０００多亿元发展到现在的９０００亿元，在全国３１个省市区中排名第四。效益和布局也得到了改善。
其他方面，重庆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也都得益于西部大开发这“三大礼包”的支持。１０年前，重庆“普九”的程度是２８％，到２００６年已经是１００％覆盖。而且，高中普及率达到了８８％，到９０％就可以说是普及了高中，这个目标，我们明年就能实现。大学，１０年前是７％的毛入学率（当时全国是１４％），今年是２９％，全国去年是２５％，今年估计是２６％。也就是说１０年来我们从全国水平的一半赶上并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在教育的普及及提高程度方面，重庆大概是西部１２个省市中最棒的。这应该是西部社会事业受益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一个经典案例，当然跟重庆市对教育的重视和加大投入也有关。
社会保障，实际上是这个１０年搞起来的，医保也是，大幅度的低保也是。今后１０年我们将推进的是农村的养老、医疗和低保的覆盖。靠什么？地方财政肯定不够，中央财政要补很大的一块，比方说西部的教育经费，８０％来自中央财政。
这些都得益于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在我这个管财政的副市长眼里，这本账一天都说不完。西部这些年，呈加速发展的态势，没有中央的支持，这个加速度产生不了。
西部大开发政策最好能保持２０年
西部大开发要进入新的１０年。作为西部的官员，对西部开发有些什么希望？
第一，希望中央现有的西部开发政策至少再保持１０年，甚至２０年，这就像当年特区的政策，有差不多３０年改革开放的政策保留。
第二，中央转移支付也不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也要保持加大的力度，进一步缩小西部基础设施和东部的差距。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三个板块，政策板块、转移支付板块和基础设施投资板块，国家目标、战略措施都保持连续性，最好能保持２０年。
西部开发离不开西部开放
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确要有一个人才转移、市场开发、更多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说，西部开发要取得更大的成功，除了国家的三大措施以外，民间的市场行为也需要三个跟进：更多开放、更多市场化、更多人才云集。
所以，封闭解决不了西部开发问题，必须开放。所以重庆政府提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效果很明显：过去１０年我们每年吸引外资都是个位数，几亿美元，到了２００７年也就是１０亿美元多点，去年２７亿美元，增加了１７０％，那算跳起来了。今年我们估计３６亿—３７亿美元，金融危机下，大家都负增长，我们增长３０％，也算是一个进步。明年我们有可能少则４５亿，多则５０亿，再涨３０％。
外资吸引多了，不仅是个钱的问题，还带来观念、技术、市场等各种要素的流动。在资金层面之外，还有技术、管理、观念、人脉的交流，最后带来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这方面意义很深远。这是讲外资，外贸的道理也类似。
在这个意义上，就西部大开发来讲，开放重于改革，闭门造车的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开放会带来观念变化，观念变化就会带来行动改革。然后，开放过程中，原体制原环境不适应开放的那些就会被改变，改变的过程就是改革。
所以，开放重于改革。西部不能因为地理位置１０年前不能跟国际接轨，１０年后还不接轨。没有经过开放的洗礼，蒙着头搞改革、蒙着头搞市场，是搞不好的。
西部开发应该是和西部开放连在一起的。
第二是市场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改革的问题。其实西部计划经济的痕迹、遗留问题更多，改革的因素在东部发育得更成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要加快西部的改革。
从“孔雀东南飞”到“孔雀往西飞”
第三是人才。上世纪８０年代，深圳有个“孔雀东南飞”，这样就刺激了深圳的发展。９０年代初，上海开发了，也同样缺人才，后来９０年代中后期，正好有一批８０年代出国的各种海归，这也推动了上海的发展。
那么，新世纪，如果有个１０年，如果有一批……，不叫孔雀西北飞、西南飞，至少全国各地的人才如果往西部产生一种流动的过程——要有这种热，现在当然没有。我自己估计，如果国家能够把西部开发的调门再高一点，西部开发政策明确维持１０年２０年，然后开放的概念又讲多一点，说不定三五年以后也会有一个西向的人才流——招商引资、外商云集也一定是人才集中的过程。
这是我对西部开发的三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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