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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仁其事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张庆源
2010年01月29日16:27

  张庆源

  

  在北大上学期间,其仁教授得知我在写一篇关于他的印象文章,便对我说:“还是多写写事吧,我有什么好写的”,又听说这是我们筹划的书中的“大师印象”中的一篇,他微微一笑道:“现在到处都在叫大师,我不是什么大师,叫个老师就已经很不错了。”

  其仁老师的谦和并不是客套。比如,他是不愿意被叫“院长”的,关于此事,周教授曾纠正过我两次,我祝贺他出任“院长”时,他笑道:“哦,不要祝贺我,你该同情我才是啊”。一次,一会议主持人问他怎么介绍,周老师答:“北大教书的”。

  不习惯这样称呼的,还有周教授的太太梁红老师,在CCER的“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我与前来演讲的梁红老师聊起“周院长”,梁老师反问:“周院长是谁?好恐怖的名字啊!”

  林毅夫教授赴任世行后空出了朗润园的“302”室,大源老师说:“大家都让周老师搬过去,周老师就是不肯搬。”他依旧在与其他教授一样的原办公室里,“302”现在被布置成了一个会议室,成了我们班的上课地点之一,也是我们班开班第一天的报道地点。

  在CCER传达室的王老师看来,周老师更像是一位大家长,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日,周老师看到晚上有老师在加班,亲自打电话订了饭,后来嫌送餐太慢,自己开车去取回来送给老师们。王老师感慨:“这是一院之长啊,但从教授,到保洁员,周老师对每个人都相当客气和尊重。”

  我们班在北大上课期间,周五晚上是周老师的课,理教117教室里连过道里都占满了人,原本的上课时间是七点到九点,但好像从来没有在10点前结束过,面对数百学子、周老师洋洋洒洒,两三个小时一气呵成,按照世武同学的说法就是,“一句废话没有。”讲课一结束,必有的全场热烈掌声之后,就是“包围周老师”场景,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同学们争相插话提问,活像一个记者发布会,而在这些人里面,除了我们11人之外,还真有一位专门赶来的记者,是我中青报的一位朋友,每周五定来听课,都坐在大教室西面的窗台上,他说:“我是周老师的粉丝。”

  上课时,周老师习惯左手拿话筒,右手插在裤兜里,每讲一句话就伸出右手在空中做强有力的挥舞手势,然后又迅速插回裤兜,一位北大同学说,“有时我们猜想,如果把周教授右边的裤兜缝上,他是否还能讲得如此生动呢?”周教授听到转述后,哈哈大笑,淡淡地说了一句,每个人都有习惯动作嘛。

  其实上大课的场景周老师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当年他也曾是这过道中的一员。他在一次课的开场白中说,“对不住站着的同学,这确实是一个困扰,当时我来北大听课也是这样的。”“来北大听课”是在他1978年到1982年的大学岁月,那个时候他在距离北大三站公交的人民大学上学,这期间就成为名震中国改革界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从“农发组”到后来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再到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展”成了他人生的主线。

  一路“发展”而来的独一无二的人生历练,让他浑身充满阅尽世事的从容洒脱。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成为周老师跟我们班交流的主基调,在5月23日的那堂讨论课上,周老师不停地追问我们的叙述和提问,“你有证据吗?”,当时还让诸同学有些不知如何应对。6月份北大学习结束后,孙菁同学被本班一位同学所在媒体的报道忽悠至广州调查一事,几日无获而知道了是一伪线索后,开始感慨周其仁老师的话:“你有什么证据?这话真是终生受用。之前如果严苛地询问,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了。”

  一件灰色西装、不系领带,成为了周教授包打几乎所有正式场合一身行头,就连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仪式也是如此,至于到底是同一件,还是同一款式买了一打,我还没有问过周老师。在我的印象里,唯有一次他穿得非常正式,在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六月一日到访北大CCER时,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装、蓝色领带,整齐笔挺,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只听大源教授说,盖特纳的父亲彼得•盖特纳曾经参与了CCER的资助筹建,我也曾听周老师提过,他当年赴美访学也曾受到彼得•盖特纳所在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周教授2008年5月出任CCER掌门人后,陡增无数管理工作,但年近60但依然精力过人、健步如飞,坚持给本科生在内的各类别学生上课,往往是周五晚上本科生的大课上完,次日周六的一早又出现在国发院的金融高管班课堂上。5月的一个周六晚上10点,我与向明同学从畅春园宿舍跑步锻炼到朗润园,遇到了周老师还在工作,而他第二天的一早,还要去成都调研成都委托CCER的土地改革的课题,两天后他即再飞回给我们班上课。

   我问他保持如此精力旺盛是否是坚持锻炼时,他一笑:“哪有时间锻炼,就是在这周围走几圈而已”,一次我给他发短信,半夜起身一看,凌晨一点半收到了他的回信,这倒是暗合了他对CCER老师们所言:“尽量不要熬夜,我就不熬夜,一般两点前就睡了。”

   因为秉承要让经济学理论要“出自真实世界并回归真实世界”,周老师曾一年中有七八个月都在实地做研究,大源教授讲,周老师坚持要做调研就要一竿子插到底,而且多年坚持不接受电视采访,他称那样会给调研带来很多麻烦。

   至于他的理论如何作用于中国改革,学术界自有公论,他的教授名声已说明一切。而在生活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知行合一,记得有一次,周教授发现地上有一个塑料袋,马上弯腰捡起,利落地缠起来放到我的车筐里,“这都是白色污染,你负责把它扔了吧。”

   在参加12月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1世纪中国经济年会时,工作人员给他佩戴贵宾胸花,他连忙说:“这个花我不带,赶紧拿回去,别浪费了。” 论坛结束,送他的人成了长龙,从二楼到一楼,最后周教授“急了”:“你们都回去好不好,我自己可以走。”在“摆脱”了大部队,快走到地下车库时,从半路又杀出一人:“周教授,您好!”周老师望着这人,乐了:“你也认识我?

  

责任编辑: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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