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共聚搜狐新视角 中国经济改革最需要公平

　　富裕的中国需不需要启蒙？面对这样一个有些玄虚的话题，每个人的答案不尽相同。那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这些年后，是否已经形成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模式”呢？这个问题引起更多人的争论。

　　2010年2月3日，在主题为“中国2049”的搜狐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反思与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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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不规范

　　“中国的改革成功在哪儿？中国下一步还需要改革吗？”作为“改革，谁想改，这是个问题”担任主持人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在一开始就向在场的嘉宾抛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改革有很多不规范，这些不规范很难和成功划等号。

　　对于刘纪鹏抛出的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的回答是，中国经济三十年的改革，通过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是成功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矛盾和问题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中国经济在这三十年取得成功的同时，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关系、产能过剩、在生产过程中每万元产值耗能比例、环境和资源的消耗等问题都是严重存在的，中国改革面临的深层次的许多问题。

　　“这使得中国经济总量有了巨大的增长，规模有了巨大的扩张，但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及社会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 宋晓梧说。

　　改革的过程必然伴随利益的调整

　　改革的不规范必然会带来种种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改革没有共识，总是伴随着争论。事实上，从开始改革，争论就一直存在。

　　对于这种争论，宋晓梧认为很正常。在他看来，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会有利益的调整，“特别是近十年到二十年，社会谈到重大改革时出现更多的利益争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知识分子现在也说话了，争论也很激烈，但改革应朝前看。”

　　在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过程中，没有发言权的弱势方必然会成为牺牲品，比如资源环境、弱势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中国改革中实践多年，他对此深有感触，“在改革的过程中，制度成本会层级转嫁，最终转嫁给最无话语权的那部分弱势群体。而当弱势群体累计的制度成本到不可承受的时候就会向资源环境转嫁。”

　　“这些问题怎么看？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评价。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在未来一定会超过50%，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要增加，分配体制要改革，要向居民倾斜。”作为中国改革决策过程的参与者和改革历程的亲历者，高尚全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和现状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

　　要向亲环境、亲民生方向改革

　　尽管改革的过程会充满争论，但是在以扩充经济总量为目标的第一次转型和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功并带来一些突出矛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以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第二次转型和第二次改革。

　　那这第二次改革和转型该怎么进行？

　　“今后是金融资本扩张主导经济发展的时代，我们今天已经看到，随着货币总量不断增发，随着金融资本主导竞争时代的出现，我们下一步一定会有衍生交易不断增加的趋势，那个时候如果继续以GDP论英雄是没有意义的。”温铁军表示，如果把此前的改革时间整体归为一个亲资本的政策体系的话，我希望今后出现的是亲环境的、亲民生的政策体系。“假如这可以作为改革的话，希望这是一个大家容易形成共识的改革。”

　　这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不谋而合。秦晖在讨论“中国模式”专场就指出，目前中国的医疗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群体主要是大中企业和党政文教系统职工，这个覆盖系统的方向是和美国相反的，我们是从最强势的那部分人向下覆盖，而美国是从最弱势的那一层向上覆盖。“在未来的改革中，社会保障体系应主要覆盖最弱势群体。”

　　公平必须是第二次改革的重心

　　向亲环境、亲民生方向改革，这其实是很多出席高峰论坛的学者的共同心声。事实上，除此之外，改革能否保持公平，这也成为很多学者和企业家所关心的重点。

　　“中国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拯救自己，就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公平问题，如何解决城乡矛盾，如何让乡里老百姓和城里老百姓一样；第二个是权力的再分配问题，第三个就是效率问题，资源应更多鼓励民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说。

　　同样是企业家，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在做主题演讲时，也谈到公平的问题。他指出，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因此，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在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上。

　　“只有公平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

　　对于两位企业家都提到的公平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表示，中国要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个人的人权，“市场的选择权，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权利，这些都是中国非常缺乏的。如果中国不能回到保护人权、逐渐消灭特权这条轨道上来，中国的改革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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