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政府关于房地产业的表述从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转移到今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栏中时，房子问题在中国也正式从产业上升到了社会层面。
而更引起外界兴趣的是，在政府工作报告简单的纲领性文字之下，中国的下一步棋将落子何处，才能让长期扮演经济支柱角色的房地产业在2010年圆满实现这一转身？
“政府处理住房问题难免踌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张泓铭坦言。
他指出，以民生论，需将一定的资源无偿支持民众解决住房，但可能减少经济增长；以经济增长论，则可能得出相反的结果，而泡沫若处理不当，也会给经济带来麻烦。“然而，解决住房问题理应民生优先。”
面对房地产领域的“困局”，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银监局局长阎庆民认为这与央企过多介入有关。他说，作为部分央企非核心产业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应有所限制。
张泓铭也表示，央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资源、人才、资金方面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应该从事同国家安全、重大资源密切联系的行业的经营。“而房地产业作为一般竞争行业，不应该出现过多央企的身影。”
然而，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则认为，如果国企以公平竞争身份进入房地产业，也不能说不允许。“大家关心的是国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一些扭曲因素，比如没有硬预算的约束，这需要结合配套改革去解决。”
贾康同时提出，目前反而是开征物业税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他的提议集中体现了长期以来各界对开征物业税的呼声：这一改革既能够抑制投机行为，同时将过去卖地的一次性收入转为保有的长期性收入，一举两得。
然而地产商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全国政协委员、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认为：“很多人认为开征物业税以后房价马上就下来了，这完全是理想，甚至是空想。”
全国人大代表、怡和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刚也担心，开征物业税或将增加房地产投资成本，反而变相助推房价水涨船高。
尽管张泓铭提出了“关于排除障碍由易入难、下决心试行物业税”的建议，他同时也罗列了制约物业税推行的诸多疑问，其中包括土地所有权权属、重复征税的模糊界限、房屋和土地信息不足、房地产难以评估、起征点和税率制定困难等。
阎庆民指出，高房价问题，相当一部分不在于“房”，而在于“地”，应当对土地这一源头问题入手。他建议，对土地要运用税财杠杆调节地价的不合规增长，如开征土地增值税，这是从源头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税收“武器”，防止资产价格产生“泡沫”最终破裂。
面对中国持续高涨的房价，中国政府已着手从房地产信贷、保障住房、土地供应等多方面出手调控，并不断加大政策力度。在年初发布的一份被称为“国十一条”的房地产调控文件中，政府要求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增加住房建设用地有效供应，“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苏道俨表示，治理高房价，土地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金融政策等诸多因素缺一不可。高房价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原因，只有通过综合措施来治理才能取得效果。
在广西贵港市，政府准备每年推出1000到2000套左右经济适用房，主要解决城市里生活贫困的居民、刚参加工作购买力不强的人的住房问题，同时吸引有固定谋生手段的农民工进城来买房。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说，2010年，将继续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财政拟安排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632亿元人民币，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不过，单靠中央财力倾斜，显然不能满足13亿人的“刚性需求”。
“保障性住房光靠公共财政还不够。”全国政协委员、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分析，地方政府并不富裕，廉租房是有计划，但是地方上执行力依然不足。政府拿公共财政来做这个事情拿不出来，国家计划下得很大，落实很困难。
他认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要结合社会资本、市场资本来参与。
也有代表指出，对于正向“民生”倾斜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导向，有钱也非万能。呼吁尽快制定《国家住房保障法》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分析，各级政府解决住房保障问题的决心很大，投入可观，但由于整体立法的滞后，工作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亟待一部上位法支撑。
他说，政府、民众、企业，各自的义务和权利、责任和收益，有法律指导和保障才能够保证这一系统的平稳运行。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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