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网
中国网: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集体采访今日下午15时举行，主题为“政协委员谈推进教育改革”。集体采访由政协新闻组副组长、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副巡视员肖秦生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东福、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银川大学校长孙珩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将出席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中国网:
各媒体记者已到场，集体采访马上开始。
肖秦生: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下午好！今天下午举行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二次集体采访，主题是政协委员谈推进教育改革。
肖秦生:
我们很高兴请到六位全国政协委员与大家交流并回答记者的提问，请允许我一一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委员，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东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宁夏宝塔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银川大学校长孙珩超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委员。
肖秦生:
本次集体采访时间约一小时，请在提问时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下面开始提问。
香港明报记者: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钟校长，我知道北师大和香港的浸会大学在珠海合办了一个UIC学院，我去年去那个学院，他们表示在发展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在香港的招生有一定的难度，财政方面也比较吃力，请问钟校长，北师大会不会提供更多的帮助去配合UIC的发展，特别是香港的学生和教师过去的时候，提供税务和学费方面的优惠？另外我也知道，之前国家也提过，鼓励香港的大学在内地举办学校，而且广东方面先行先试，不久之前，中文大学和深圳市政府签订了一个协议，在深圳办中文大学，像UIC这样的合作方式和中文大学和当地政府的合作方式，哪一种比较可行呢？谢谢。
钟秉林:
谢谢你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在珠海这个地区合作举办了一所叫做联合国际学院UIC这样一所大学，这也是首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两个大学联手举办，到现在为止，这个学院发展态势比较好，尽管它是高收费，但是现在在一本分数线上招生，这类学院是非常少见的，任何一所学院、任何一所大学在办学过程当中都会碰到种种困难，尤其内地和香港之间合作办学，碰到的困难可能更多一些，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
钟秉林: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困难都会解决，比如说你讲的经费问题，还有香港教职学生来珠海深造和任教的问题，我国也有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我们正在积极地协调各方，希望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在座的媒体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校园非常漂亮，网上有评论说是亚洲最漂亮的校园之一，后面关键是提高质量，合作过程当中双方相互借鉴，香港的一些办学理念、管理模式，也值得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来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我们今天的报纸上有柯杨委员的采访报道，说百姓一方面对教育的期望值过高，另一方面不知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是否该说我们的教育首先是让教育者受益。我想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什么叫受教育者受益？
柯杨:
我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方针里应该把教育的目的回归到它的根本，实际上，教育目的是首先让受教育者受益，受教育者如果有了很好的教育，就会对社会有益。受教育者受益，大家这么渴望通过教育改变自己，本身就是受教育者受益的一个需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标首先定位在这上面，就能让受教育者受益，主要是我们的教育应该充分地挖掘每一个受教育者身上多样性的潜能，而不是按照一种标准去塑造每一个人。
俄罗斯阿尔法电视台记者:
我的问题是向钟秉林请教，北京师范大学不仅书法艺术享誉海内外，而且对外汉语教学也是成绩斐然，今年是汉语年，请问钟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在这些优势资源里有没有开展对俄合作交流的举措？谢谢。
钟秉林:
谢谢你的问题，请教不敢当。刚才你讲的特色，像我们对外汉语大学、书法艺术等等，确实是我们的特色，北京师范大学是以文理学科见长，以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我们现在高度重视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地区一些国家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今年我们也准备在条件适当的时候，结合你刚才讲的节日，我们准备更多地参与一下，大家双方见面交流沟通，开展一些实质性的合作。
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
我今天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问我们张济顺委员和钟秉林委员，在刚刚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当中提到，到了2020年具有高等教育文化水平的人数要比2009年要翻番，这就造成了教育师资队伍短缺的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委员，您们认为接下来几年我们应该做出哪些努力，来培育我们的教师队伍。第二个问题问一下孙委员，民营资本越来越成为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您看来，现在民营办教育主要的困境是什么？国家还需要在哪些政策上加以扶持？您认为，民营办教育的市场潜力有多大？谢谢。
张济顺:
谢谢提问。我想，这个中长期规划纲要，大家非常注意未来教育发展的规模问题，当然这个规模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与此同时，大家也非常关注和规模相关的质量问题，所以我们纲要非常重要的关键核心的两个词：一个就是公平，一个是质量。在这两个前提下，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也是跟规模和质量都是相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我们两所师范大学，我们都是培养教师的，当然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培养基础教育的教师，我们自己也在建设自己的教师队伍。
张济顺:
在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措施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教师质量是关键的，在提高质量方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教师开阔视野和精湛业务、学术水平的培养。同时，大家也是普遍呼吁的，就是师德建设要大大推进。跟这个相关的，我们也有非常热切的期盼，我们也希望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加大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
张济顺:
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始终是一个问题，现在可以非常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高校的教师尽管收入有了很大水平的提高，但是我们的青年教师，我们一般的教师的待遇还是亟待提高的，特别是绩效工资问题，这次我们也提了出来，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用绩效方式的工资转化成基本工资，使我们教师的待遇和教师的长远发展得到切实的保证。同时，也要在教师队伍的建设当中推出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使得我们的教师队伍建设有一个质量的提高。谢谢。
钟秉林:
随着目标的提出，我们的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要翻一番，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但是，说明一点大学的教师并不都是师范院校和师范来培养，基础教育的教师也是开放性的教育，但是，补充一点现在大学教师除了引进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之外，大学教师在职的培养培训，大学教师的职业拓展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现在基础教育，国家重视，政府有具体的举措，大学教师这方面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和国外的有关机构进行了这方面的研讨，准备开展合作，抓一下这个事情。
孙珩超:
我来回答刚才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这三十年民营资本越来越雄厚，民营资本办教育，应该讲还是有前途的。首先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现在虽然很发达，但是非常急需，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初中毕业生大概有1400多万，被普通高中录取的学生大概有400多万，剩下将近700多万的学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民营资本办职业教育应该改是非常有前途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民营资本办教育也是自身的需求，好多企业实际上在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人才也是短缺，它在给自己培养人才的同时，实际上也是给社会输送一部分人才。从前途上来讲，在职业教育下下功夫，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也就是在理工科上下功夫，民营资本办教育的前途还是比较广阔的。谢谢。
美国中华商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提给钟校长的。美国的教育也很发达，您的学校跟美国有什么文化交流的方面，请给我们回答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有些大学生，包括一些大学的学校，一些知名的学校，毕业之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非常突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美国，在洛杉矶也普遍有这种现象，在国内也很普及，您对目前这种状况是如何看待的？谢谢。
钟秉林:
记者一提就是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有关我们和美国大学之间的交流问题。中国的大学高度重视和美国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我们和美国一些一流大学，像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展开了实质性学术交流的合作，还有和美国的一些州立大学也进行了放这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一种多元化的，包括学员、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包括学生的联合培养，短期研修，也包括教师的相互访学，以及进行一些合作的研究项目，我想交流还是比较活跃的，是一种双向的、多元化的交流。
钟秉林:
第二个问题，关于就业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确实非常严峻，今年暑假大学毕业生是超过630万，再加上历年还有一些积压没有就业的学生，我估计总数在700多万的样子，形势非常严峻。但是我始终认为，就业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首先国家经济的发展应该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我想这个我们还是有信心的，特别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之后，现在经济发展的势头。
钟秉林:
第二，学校做好学校自己事情。学校应该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把学生培养好，使他们的竞争能力和就业能力强一点，适应能力强一点，他们到就业市场上之后，通过竞争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我想大学责无旁贷。刚才我一进来就和柯校长讲，在座的记者绝大部分都非常年轻，我们都很高兴，因为记者都接受高等教育，都是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事业发展得很好，我们很高兴，碰到了困难，不要紧，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把大家培养好，所以第一个责任就是把学生培养好。
钟秉林:
第二件事情，就是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的指导、就业的教育和就业的服务，把这两件事情做好了，就业问题就可能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当然用人单位也有用人单位的责任，比如说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企业家们从社会责任感出发，应该尽可能多地吸纳大学毕业生到企业去工作，大家共度时艰。当然社会舆论宣传也应该形成比较良好的环境，使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根据自己的优势，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能够实事求是地找到自己的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请教一下柯杨委员，在京的外地户口的孩子上学很困难，特别是高三的学生，在北京上学还要回老家参加高考，请问有没有这方面具体的解决方案？
柯杨:
这实际上是国家整个高考政策的一个大的布局的政策，不是北大自己定的这样的政策，所以实际上每个学校在自己所在地招的学生，可能都是有规定的，这不是北大自己定的，国家有这方面的规定，如果你是外地户口的话，应该回到户籍所在地去考。
李东福:
关于高校招生的问题，国家有规定，高校招生，学生报名都在户籍所在地报名，这不是哪个部门或者哪个学校能解决得了的问题，要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才能解决。
深圳商报记者:
我想问一下钟校长，深圳市政府正在投资筹办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说要办一所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学校，南方科技大学已被纳入教育部综合改革试点。请问钟校长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怎么看待这个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第二个问题是南方科技大学这种全新的办学模式有什么优势？另外有什么需要警惕的地方？谢谢。
钟秉林:
反过来回答吧，第二个问题比较好回答。我了解深圳市人民政府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的过程，我个人支持，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举办这样一所大学。你刚才讲的特点，我倒不认为是去行政化为标准的，而在于学校的定位，它是定位在培养经营人才。比如类似香港科技大学这样的院校。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能够靠政府的财力支持，能够聘请一些知名教育家担任校长，通过你刚才说的去行政化在内的体制机制创新，吸纳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在不长的时间内，办起一所高质量的大学。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非常值得尝试。当然，万事开头难，它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比如说可能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在有关政策上予以支持，在有关政策上采取突破，也需要朱清时和他的班子能够在学校的规划方面、制度设计方面、内部架构设计方面以及人才培养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钟秉林:
关于去行政化的问题，感谢你给我一个谈自己看法的机会。我个人同意取消行政级别，下面谈一下我的观点。首先什么叫做行政化？第二是怎么去行政化？如果行政化的内涵搞不清楚，定义不明确，边界比较模糊，那这个“去”起来就无的放矢。
钟秉林:
我觉得所谓大学行政化的现象，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希望政府能够遵循教育的规律，不能完全用行政化的手段去管理大学，这就提出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真正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制定规划，运用经济杠杆调节，运用这种官方的检查、评估或者评价，通过这些手段来实现对大学宏观的管理。而大学具体内部的事务，由大学自主去做。这里提出，大学需要建立一个依法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制度，把它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方面。
钟秉林:
二是大学内部。大学内部所谓去行政化的倾向，一个是官本位的倾向，另外一个实质的，就是怎么样处理好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和政府机关，和企业，包括各个媒体的单位，性质完全不一样。从权力架构来讲，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两种权力并存，都有它的合理性。
钟秉林:
行政权力大家都清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通过任命而产生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权力架构，我想行政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协调，保证学校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实现学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另外一个权力也非常重要，就是学术权力，它实际上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基本特点是自下而上的，这样一种相对松散的权力架构。比如说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学科委员会等等，它体现了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的核心是学术，是人才培养和研究，这是大学本质特征体现的。
钟秉林:
这两种权力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现在关键问题是把这两种权力协调好，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错位或者失位。我个人认为，现在大学主要矛盾关系，这个两个协调当中，就是行政权力对于一些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在学校涉及到学术事务决策的时候，要充分发挥学术权的作用，发挥教授和教师的作用，而不能靠行政简单地来拍板进行决策。我想先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
钟秉林:
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之后，所谓去行政化无非是靠这两个方面来努力，一个是这次纲要里讲得非常清楚了，关于政府怎么样进一步转变职能，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宏观指导，从这方面努力。另外一个是从学校的内部，现在各个学校都在高度重视怎么样进一步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同时在行政权力方面要淡化官本位，学校的这些管理干部能够真正地以教师、学生为中心，为教学和科研来服务，这个问题这么考虑是不是就比较明确，就可以逐步地进行解决。
钟秉林:
当然，大学既然是这样一种学术团体、学术机构，它也需要一种行政管理的，这和行政化还是有所区分的，总归是一种层级的管理，尤其是学校除了学科事务之外，其他的事务，像后勤事务、学生管理事务、基建事务等等，都需要我们根据不同工作类型比较稳妥地去处理。
澳门报道记者:
我注意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征求意见，我也从有关方面获悉，自从2004年世界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牌以来，目前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两百余所孔子学院，但是当我们在大力向西方国家推崇我们中国文化的同时，国内教育却越来越西方化，语言文字的使用处于无序状态，有些高校自主招生甚至取消语文考试令人非常担忧。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语夹杂外语属于流氓语言，我们母语汉语是有雅言的传统，选自《论语》，意思就是说孔子说话使用的是当时的普通话，而并不是方言，也就是雅正的书面而不是粗俗的口语。但当今我们的语文正好背离了这种传统，像中文刊物夹杂外文，港澳刊物夹杂方言，一些新词新语层出不穷。随着一些文艺作品甚至以一些丑陋低俗的文化为美，一些媒体和广告商随意利用一些文字游戏曲解成语，已经严重影响到九零后的语言功底的水平，重视学校的语文教育，发展媒体的示范作用，建立起整个社会对语言文字正解使用的评价体系，如何净化中国语言，请问两位专家型校长有何高见，为中国政府支招，谢谢主持人。
柯杨:
首先我不是一个语文方面的专家，我是学医的，但是我很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的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其中一个就是在语言上面，是有特别精深的传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是由全社会重视的。同时，在我们的教育里尤其是应该加强的。据我所知，在我们北京大学，这方面实际上是没有削减这方面教育的，北京大学的文科是很强的。我是负责医学教育方面，在我们自主招生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语文，在面试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强调学生的一种很好的表达能力，因为医学这个职业的要求，不光是要学医学的知识和技术，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职业也是非常需要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的。
柯杨:
所以，从我们自己办学的感觉来说，我们没有觉得我们应该削弱这方面的教育，所以从这一点我对你的观点表示赞同，同时你提得很对，我们教育部都应该更加关心这方面的发展，也收集一些资料，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利用我们的权利，给政府提出更好的建议。
钟秉林:
我也很同意你的观点，在我们大胆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的时候，要注意能够继承，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尤其是我们的母语要用好。我有体会，我们的学生在作作文，写英文摘要的时候，写得不好要重写，后来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问题不在英语水平，而是在于中文水平，翻过来中文都不是不太通顺的。所以现在一些大学都开出了大学语文。另外一个问题，在中学里一定不要偏科，有些基础该在中学打好的，一定要在中学打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应该协调起来把这个问题做好。
钟秉林:
第二个问题，关于有些学校自主招生的时候不考语文，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因为据我了解，现在自主招生也好，联考也好都有一些底线，都要参加全国的高考，只不过拿到他自己的自主招生考试或者联考的证书之后，可以在高考的分数线上降分录取，十分、二十分、三十分，从这个角度来讲，后面他还要参加高考，高考有语文，是必考的课，学校考不考，学校自主招生，应该给大家更宽松的环境，让大家试一试。
宁夏电视台记者:
我想问一下孙委员，我知道你今年的提案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到农村去，我不知道这与以前的毛主席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是不是一样的？再一个，问一下你个人的经历，你有没有到农村去受过苦的经历？谢谢。
孙珩超:
第一个问题，我个人理解，与过去毛主席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当年毛主席当年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质上后面没有很多配套政策，把人家城市的青年放到农村去，配套返回的机制和政策都没有跟上，去了以后，呆了好多年，甚至回不来，这是不对的。现在咱们社会发展到这个份上，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社会的各种保障机制、就业机制，包括其他的通道都已经打通了。因此，我主张大学生毕业以后，自愿自觉地到农村去，进行支教活动。
孙珩超:
在国家招考公务员和其他岗位，以及将来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方面的待遇上，把大学生支教的经历作为一个优惠条件，这样提倡的话，既缓解了大学生毕业以后就业的压力，也实际上不断地把自己的新知识、新思想传播到农村去，对我们党中央提出的加强新农村的建设、改变农村面貌，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是有极大的好处，所以和过去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是措施和方法要改变，不能像过去那样。至于我本人，我来自农村、长在农村，这个感受非常深了。谢谢。
羊城晚报记者:
假如我是北师大的一名学生，请问钟校长，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庄严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那什么叫尊严呢？第二个问题，如何在教育里面引导学生去理解和认识什么叫尊严。第三个问题，大学“去行政化”会不会损害高校和教授的尊严？谢谢。
刘焱:
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高校“去行政化”会不会损害教师的尊严。我想恰恰是否定的，大学“去行政化”应当是能够提升教授在大学工作当中的地位，肯定学术权力的尊严。
钟秉林:
我插一句，教师不会觉得尊严受到损害，大学校长也不会觉得受到损害，因为本来就没有官员的感觉。
刘焱:
第二个问题，我想尊严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自尊和尊重他人，一个是人格，这是从人权来讲。基本的人权受到保障，这是最基本的尊严的定义。在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作为教师，一定要按照国家的教育法，按照教师的职业道德，尊重和爱护孩子的人格，不要损害他们的尊严。在自尊和自爱、尊重孩子的教育氛围当中，才能培养孩子的学习，尊重自己和学会尊重别人。
澳洲新快报记者:
我想问刘焱老师一个问题，关于现在经常提到的天价幼儿园，现在幼儿园办学比较参差，价格也比较高，像小孩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也比较困难，对他纳入义务教育的话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还有一个问题请钟秉林校长关于高考取消文理分科，还有一考定终生的局面会改变，请钟校长也谈一谈。
刘焱:
我自己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个提案，就是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这里是讲学前一年是5-6岁。我提这个提案的想法是为学前儿童做好入学准备非常重要，很多孩子上学以后，入小学以前没有最基本的学前教育，所以导致学业失败，这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从各个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入学准备教育问题，所以政府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应当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系统。
刘焱:
但是，我本人并不主张把整个学前三年都纳入义务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义务教育实际上还有一个强制和责任的问题的，不光是免费，对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家庭、家长都还有自由的选择权利，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钟秉林:
你的问题，我想起码要把定义搞清楚，我个人认为，高中的文理分科和高考的文理分科有联系，但是是两回事，我一直主张，高中不要文理分科，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也好，从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也好，从学生思维能力看，这种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的完美结合也好，这都是他们进入大学之后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打基础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这是我一贯的看法，而且我很高兴，在这次纲要里面，关于高中的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清晰的、不是婉转地把这个问题精神表达出来了。至于高考是否要文理分科我没有研究，但是我认为，分也可以，不分也可以，不要联系得那么紧。
钟秉林:
至于“一考定终身”的问题，确实是目前高考统一考试的弊端，应该给学生多样的选择，所以纲要里面提出来的有关分类考试、多样化的录取等等，将来会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一些大学招生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说招的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在特长考试的时候，很多学生到各个学校去赶考，这就不是“一考”了，是“多考”了，这样是不行的，学生的负担更重了。
检察日报正义网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李厅长，当前这么一种现象是存在的，除了正常的课堂学习之外，有的任课教师会在课余时间私下里还是会为一些学生开小灶进行补习，请问对于其他没有得到补习的学生来说是否欠缺公平？李厅长您是怎么看的？第二个，作为教育的主管部门，如果了解到这么一个情况，一般会怎样处理？谢谢。
李东福:
感谢你提这个问题，主要是涉及到补课的问题。现在在中学阶段，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不主张教师单独组织补课，学校要补也同意补，可以计入工作量，但是不能收费。比如说，学校在学生同意给他们补，但是不能收费，可以计入教师的工作量。至于学生个人和老师之间发生的，比如说学生个人找到老师补课，这个事情教育部门也很难作出一些处理，因为有些是属于个人行为。总体上，从教育部门来说，不主张在义务教育阶段，大量地给学生补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我想问一下钟校长和张书记，两位都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师范院校的领导，请问钟校长和张书记，现在免费师范生在校的状态如何？因为他们毕业之后马上就要面临离开上海或者北京这种大城市的状态，学校在心理上是否采取哪些措施？钟书记，您是否了解在校的这些学生，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会回到自己生源地教学？还有多少人从事考研等其他出路？
张济顺:
谢谢你非常关心我们的免费师范生，这也是我们从2007年开始中央政府推出的重大的举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的免费师范生，他们在学校学习的基本情况应该说是向上的，而且学生在整个四年的培养过程当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所以这些同学对立志从教这一点大部分是没有动摇的。但是，也不可回避的是，随着毕业的即将来临，绝大部分的同学应该说都是在为自己将来的就业做很多方面的考虑和努力的，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学生都是要根据协议，要回到自己的生源地。
张济顺:
我们学校现在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按照四年的培养方案，努力让他们成为优秀的毕业生，将来从事教育工作。同时，我想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就是帮助这些学生落实好我们的学校跟所在省份的教育行政部门怎么样更好地落实这批学生，特别是第一批免费师范生，他们的就业情况如何，将对今后免费师范生的培养、成长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教育部门也非常重视，“两会”以后就要召集我们六所师范大学的校长和有关的负责人到教育部开会，商量研究如何做好明年师范生的就业工作问题。
钟秉林:
刚才张书记讲得很具体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情况和华东师大情况是一样的，形势还是向上的，整个情况比较顺利和平稳，我还没有接到学生准备不回去的报告。我修正一下，回生源所在地容易造成歧义，按照国务院的文件批免费师范生毕业之后，按照他们签订的协议，这是有法律效力的，回到生源所在省，由省政府统一负责安排他们的任教工作，同时到农村进行支教。
钟秉林:
学校做的工作，一是学年开始要有半年的实习，到学校去实习，我们要把这个落实好。二是毕业之后，在农村支教期间，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在职攻读教育专业硕士，当然要通过考试，而且必须采用现代远程教育，用网络教育的手段来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所以我们一方面在搭建硬件的平台，另一方面在开发软件的资源，刚才张书记讲了，会议结束之后我们要落实这方面的工作。
中国教育报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都是问李厅长的。第一个问题，规划纲要现在正在征求意见，请问李厅长，你对规划纲要有没有具体的修改意见？第二个问题关于教育公平，规划纲要里提出来，要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教育的基本政策，并且提出关键是要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和资助贫困生，还有一个根本措施是配置资源，请问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关于教育公平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看法和建议？谢谢。
李东福:
感谢你问这两个问题，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关于教育公平问题，这几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我们山西的情况来看，各界政府逐年加大教育的投入，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城乡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高等和中等学校都建立了国家助学制度，所以应该说，教育公平迈步出了很大的步伐。但是我觉得，在教育公平上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证不管是城里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都给他们提供同等的入学和升学的机会。从我们山西来看，我们要全面完成校舍改造工程，建设标准化校舍，使农村的校舍和城里的校舍基本差距缩小，另外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够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同样的免费教育。
李东福:
第二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对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资助体系，保证凡是考上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公办学校的学生确保他们上学并完成学业，不要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第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各类招生考试，确保考生在平等的线上公平竞争，为考生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李东福:
至于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纲要里特别提到要落实保障措施，因为纲要里的思路、规划都非常清晰，关键是下一步要落实保障措施，特别是提出2012年要达到国家财政性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的比例，一定要落实下去，如果这个比例落实不下去，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里已经提出来，2000年要达到4%，2006年也提过一次，如果只是提出来，还是实现不了，恐怕就不太好。所以在投入方面，在2012年，今后几年一定要在保障措施方面确实落下来。
李东福:
我就谈这两点。
肖秦生:
时间关系，最后两个问题。
记者:
请问柯委员，刚才你也说到教育的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受益，想问咱们北大，中国教育发展这么多年，对于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比如钱学森式的人才，你是怎么样思考的？谢谢。
柯杨:
这其实是人才成长规律的问题，说到底也是教育本身的规律问题。创新人才成长，我们首先得知道什么样的人具有创新能力，然后我们想办法却保护他这样的能力，或者培育他这样的能力。创新人才，如果要我看的话，首先他要有天然的好奇心，同时有追求真理的执着，另外他应该有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同时他也应该有去追求真理、探究奥秘的能力。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是天然的素质，有一些是靠教育培育的。
柯杨:
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如果创新人才要发展的话，首先应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现在大家说创新人才培养，在高等教育里是一个主要的任务，但实际上，我觉得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整个教育应该关注的，从我们小学的教育就应该注重要保护学生的好奇心，不一定光是以书本知识，应该让学生产生问题，启发式的教学，而我们的教育里其实这方面需要改革，这次发展规划也提到这一点，要加大创新人才培养的力度，我觉得在整个教育里面，在教育理念上，在教育方式方法上，在提供宽松的环境上都应该下功夫。同时，教师的作用也很重要，教师对创新的理解，自己的创新能力，言传身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确实涉及到的是一个系统的改革。
光明日报记者: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柯杨委员，有人说大学里重科研、轻教育的问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认为在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应该如何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另外一个问题请问李东福委员，在城市里中小学择校问题，困扰着几乎所有的孩子和家长，作为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您认为如何能够让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都有公平的上学机会？谢谢。
柯杨: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现在有一种倾向，在高校里，重科研、轻教育，我们也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倾向，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当中的必然性。我们很多学校变成研究性大学之后，成果的指标是比较好量化的，是比较容易去计算的，然后这些年大家也都觉得，我们作为研究性大学，有一些和国际接轨的指标应用了之后，确实促进了科研的发展，但是教育确实有所滑坡。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如果像过去那样用课时量来激励教师去关注教育的话，其实已经不够了，因为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是需要改革的，尤其是我自己做医学教育的。
柯杨:
我特别觉得，我们的教育不能按照过去那种方式，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实践性强的学科，仍然有临床和基础隔离的大量的书本知识的灌输，如果继续用这种方式进行教育的话，实际上不能满足现在医疗模式的改变了我们在教改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难题，怎么样量化、鼓励教师进行积极的教改，而不像过去那样按照课时衡量教师的教学量。
柯杨: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不断地摸索，你说的问题特别重要，希望在我们教改的过程当中鼓励教师更多地投入教育里面。我们这里有一些指标比较软性的不太好掌握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在探索，同时又几个方面在鼓励。比如说职称晋升体系里，我们要关注教师投入教育的情况，不光是知识的灌输，不光是参加教改，你是不是关注学生的成长，学生对你的评价。另外，我们也特别鼓励做科研做得好的教师，也去教学，因为实际上，他这种带着问题的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对学生理解医学的知识和医学的发展，其实更有效。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会努力地做的。
李东福:
第二个问题，择校的问题是这几年社会上一个热议的话题，也是人民群众对教育不满的一个方面。认真研究群众择校的愿望，我认为不是因为上不了学、上不起学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不能就近上学的问题，而是要求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上更好的学校的问题。
李东福:
大家都清楚，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后，可以说上学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上好学的问题现在非常突出。人民群众要求子女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与我们教育提供不了这种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这个矛盾的形成也是多方面的，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的支持有关，与教育的结构和工作重点有关、发展重点有关，也与我们的工作措施和工作力度有关。
李东福:
从教育主管部门来看，感到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也在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在一些大中城市，事实上效果不是很明显。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推动我们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尽快启动实施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各项重点工作之一，提到第二项里面，为所有义务教育学校的校舍、设施设备、师资配备要达到规定的标准，办好每所义务教育的学校，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平等的入学机会和升学的机会，我想最基本的办法就是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李东福:
教育部也提出来，到2012年实现初步均衡，到2020年实现基本均衡。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要严格规范办学行为，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再举办重点学校，取消原来的重点学校，要求义务教育也不得举办重点班、实验班，通过治标和治本相结合，加大投入，提高质量，与我们严格管理、规范管理相结合，逐步缓解这些问题，促进教育的公平。谢谢。
钟秉林:
我再补充一下，其实刚才几个记者都提到这个问题了，现在社会上大家比较关注的、指责的择校风、择校热、辅导热、条子生的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对于好教师和好学校的认可和追求，而这个突出反映了我们国家教育的一个矛盾，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一个主要矛盾的转化，从过去上学难到现在的上好学难，换句话说，优质教育资源还是严重短缺。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治本的办法就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好学校办多了，这个问题不就可以缓解了吗。
钟秉林:
但是困难也恰恰在这儿，办好一所学校并不容易，除了设施之外，它的教师和学校的校风、传统，没有一个长时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教育的规律体现之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没有几十年不可能，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环境矛盾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就引出了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关键是提高质量。第二，提高质量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促进教育公平，我们对老百姓要有交待，促进教育公平。一个是资源合理的配置，均衡发展；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入学机会要均等。当然绝对的均等是没有的，这个问题确实反映了我们国家教育发展当中比较突出的矛盾，从学校来讲，我们也会为这个矛盾的解决做点贡献。
钟秉林:
我刚才同样想到一个数字，北师大招收的学生当中，在校生当中，家庭贫困学生占到了25%，来自农村的学生占到了33%，来自西部省份的学生占到了40%。我想，这几个数字起码是直属的重点大学里都是远远高于平均值的，我们在这方面为社会的教育公平应该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在这里呼吁有关部门和媒体，今后在评价一个大学的业绩、绩效、地位的时候，除了看论文、成果之外，在这方面对社会的贡献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
肖秦生:
集体采访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委员，谢谢各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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