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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真正的问题是企业储蓄率高企

来源:搜狐财经
2010年03月22日10:49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3月20-2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继续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可持续而且具有包容性的增长,是本届论坛的中心议题。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搜狐财经讯 3月22日,在2010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国际经济格局下的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主题单元发言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目前最关键的一个挑战就是摆脱经济衰退。另外,中国也有一些长期的挑战,比如长期的不平衡、环境等方面的挑战。对刺激方案的选择十分关键,否则“这个市场重新衰退是很有可能的。”对中国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他认为从长期看不可持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完全依赖于私营部门自己复苏,必须要非常注意应该出台什么样的经济刺激方案,如果不谨慎的话,这个市场重新衰退是很有可能的。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在长期和短期内解决它现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教育,刚才也是得到强调的一个领域,还有扩大绿色投资、转型,使经济更加绿色。

  同时,斯蒂格利茨对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表示了他的担忧,“全球经济,亚洲经济是一个亮点,在不断增长,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复苏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是结果,我们可能对一个强劲增长还不能太有信心,主要问题是美国的经济或者全球的经济在过去都是由过去住房泡沫或者消费过度而驱动,现在已经破灭了。而现在美国政府的临时支出起到了暂时性的填补空缺的作用,但是未来还看不出有一个长期支撑增长的特别强劲的主要因素存在。”显现的问题是“部分国家的产量远远高过消费量,而另一部分的国家的消费量远远超过产量,但是这个不平衡的模式可能和我们期望的正好相反。”

  他认为讨论全球失衡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引发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样的经济失衡又可能导致下一轮新的危机。至于全球失衡的原因,斯蒂格利茨称“对美国这方面的原因进行了很多讨论,包括美国的储蓄不足,过度的消费等等,实际上美国现在的储蓄率和现在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动力仍然有3%的GDP的差距,但是世界其他各国也会存在过度储蓄的情况。”

  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方案,斯蒂格利茨分析称“G20集团的主张首先提议美国提高储蓄率,要中国持续增加消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的,但是在我看来,有两点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如果美国式的挥霍式的消费方式肆意泛滥到其他国家,世界将无法承受,而且无论如何,提高中国单纯的消费量是不可能解决双边贸易的赤字问题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全球问题的症结是什么,它一方面有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斯蒂格利茨认为各国需要加大对于扶贫方面的投资力度,同时,还要对这些储蓄进行再投放、再利用,提高它的生产力,而对于国际的金融市场来说,如果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它还继续失灵的话,那么这些储蓄就很难被投入到生产力水平更高的领域中去。所以,现在的挑战就是让国际金融市场不再失灵,让这些资金能够被回流到生产价值更高的领域。

  对中国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斯蒂格利茨认为实际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一个驱动供给的模型,创造了很多就业,以出口来弥补供需之间的缺口,但是这个模式可能难以维持下去了。因为一方面有很高的政治压力,全世界都给中国压力,同时,针对中国汇率的调整的一些讨论,在过去四到五年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中一点,可能大家还关注不够的一点,就是汇率的调整,它可能会加剧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尤其是如果西方农业继续持续它的农业补贴,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会使问题更加恶化。所以,就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更多的财政政策和调整,来应对农业问题可能恶化的问题。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政府实际上早已意识到中国的出口模式不可持续,在“十一五”规划当中有所体现,不过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方面的进展还是有些缓慢的,中国储蓄率还是非常高,真正的问题是企业的储蓄率高企这样一个问题。而家庭收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这是一个不同的情况。当然,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事,但是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这尤其符合中国建设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总体的目标,因为企业的高利润部分反映出工人的工资较低的现实。同时,另外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鼓励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就业机会,这需要发展省级和地方的银行体系。

  另外一个可能解决方案,斯蒂格利茨认为是提供这些工人能够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对劳动力的补偿,比如工资,可能会提高一些。因为对劳动力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当然还有一些关键行业中可能存在一些市场要素的扭曲,导致了企业的高利润,比如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定价可能过低的情况。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政府可能通过土地或者自然资源的收入来进行投资,这也是一个目的。另外,除了提高工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建议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还有就是增加农业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扶持低收入人群等等这样一些政策。

  对于出口导向模式转变为投资依赖模式可能存在的危险是什么。斯蒂格利茨说“比如可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恶化这样一个风险,第二,在公共投资领域,还有一个投资过度,但是回报率低的风险。中国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我想,在这个会议上也听到了大家说中国的公共投资收益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想需要更多地在教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共福利的领域进行投资来提高长期的收益。”

  总结出口导向这样一个模式的利弊,斯蒂格利茨说“比如在促进创新,提高教育、科技巨大进步为基础的增长方式,可以帮助中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这种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该作为“十二五”核心工作去做。我想强调一点,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生活的质量,而不是GDP,这也是世界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机构的关注重点。OECD、经合发展组织也非常支持这样一个人类发展指数的做法。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真的对你的工作进行衡量的时候,同时对于企业、对于政府来说,这样一种衡量指标的设定都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人类的发展指数比GDP相比来说是创造性更好的衡量标准,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必须学习其他地方失灵的教训,尤其谈到了机制建设方面,市场不会自我监管,市场不会自动地平衡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的关系这样一些事实,同时市场也充斥了大量的外部性的风险,我们需要在市场、政府以及其他行为主体的权利之间找到平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需要控制,另一方面也需要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

  最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分析说制度变革实际上也是中国“十一五”规划当中尚未完成的一个总体目标,需要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框架兼顾效率公平,而不是基于芝加哥已经失败的经济法律模型,这个模型似乎在中国的影响过大了。需要更多地关注公司治理,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些不足,尤其在这次危机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对于中国的税收政策,斯蒂格利茨认为税收政策通过使用可以提高收入,并且提高效率,转变整个企业的增长方式。比如我举三个例子。比如,可以征一些资本利得税,征收出口税,还可以增加贸易盈余,增加政府税收,对于物业税,包括土地的征税,对土地进行更有效的配置,更多地把这个收入运用到公共投资当中。

  斯蒂格利茨最后特别肯定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建议从长期来说,更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储备体系,一个新的框架,这实际上也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中国也强烈支持这个委员会的提议。其他的一些成员,现在也加入了,并且表示支持。

  但是它也有助于解决全球变暖和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是传统理念进入的时候,包括凯恩斯主义进入的时候了。”他说。

  斯蒂格利茨最后建议中国必须改变增长方式,他说“中国一贯认为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改革的,比如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政策,中国的增长,同时,过去很长时间已经以全球化为基础了,但是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的格局,比如国际经济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发达工业国家集体经济充满了未知的变化,中国也需要对此对应地做出改变。中国摆脱当前为方面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子,现在中国必须改变增长方式,取得长期的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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