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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中心 > 国内财经 > 宏观经济 > 国进民退,中国“国有化”高调疾行 > 国进民退媒体报道

“国进民退”真伪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王红茹 张伟
2010年03月23日08:04

  出乎意料,这场始自学术界的少数人的言论,竟会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

  “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自去年起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

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

  争论延续至今年的全国两会,并在此时点骤然升温。如有学者公开撰文“建议两会审议国进民退”,指责“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所谓的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僚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并发表“制止‘国进民退’,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的挑战性言论。与此同时,有更多学者纷纷加入争论战中,有的明确指出“国企垄断论”的谬误,有的剖析“国进民退”论断的真伪,等等。

  对于学术界的这场“国进民退”大辩论,也有人发出质疑,如有人认为这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炒作行为;也有人认为这些言论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制造混乱——“国进民退”与“与民争利”中的 “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有人批评说,“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等,是某些学者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行为……

  这一争论对中国经济未来有何影响?

  以往实践表明,凡学者一致的观点和判断,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影响一般较弱;而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观点和判断,往往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大。

  “国进民退”大论战

  是“路线之争”还是“伪命题”

  全国“两会”前夕,一篇名为《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的文章被包括一些官方网站在内的很多网站转载。该文称,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民航、公路、电力、金融、房地产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

  这篇文章似乎是对学界和舆论在2009年对“国进民退”质疑观点的汇总和升级。

  2009年上半年,提及“国进民退”这个名词,部分学者和媒体表述时,尚称之为“局部行业和地区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现在发生一种情况叫做‘国进民退’”;下半年,已经有人用“国进民退大潮”表述这一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就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国进民退’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愈演愈烈。”

  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高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

  偏偏2009年又发生了几件大事。从“方兴地王现象”到“中粮入股蒙牛”,再到“山西煤矿重组”……只要有国有资本介入的每一桩并购重组事件,似乎都成为了“国进民退”的有力例证。国资与民资的进退逻辑似乎也因此显得愈发明确。

  到2009年底,有人甚至称,“国进民退”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已经从探讨国企、民企如何共赢,拓展至呼吁给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甚至有人担心改革会倒退,需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2009年9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媒体疾呼:“‘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会制造社会不公平”,“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发表观点:“(山西煤改)现在看来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今年1月9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观点更为犀利。他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面对一些学者和舆论界迎面袭来的讨伐声浪,官方显示出了谨慎的态度。

  2009年1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参加“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面对众多大学经济院系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今天想说的主要是‘国进民退’这件事情”。马建堂表示,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马建堂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就业人数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

  马建堂表示,中国企业整合、产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不要唯成分论,要唯能力论;第二,垄断行业应该注意的是严格按照《反垄断法》做事,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将来的联合、整合、重组,既要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还要防止垄断。

  一个月后,马建堂在国新办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特别提出,希望媒体能平衡报道自己的观点:第一,在去年和今年确实存在一些“国进民退”的个别案例和现象,但总体上不存在。第二,希望大家对于“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中央相关部门官员的谨慎表述不同,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则明确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自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以来,山西省相关官员多次表示,煤矿兼并重组系“优进劣退”而非“国进民退”,并没有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相反,政府希望看到民营企业通过此次整合发展壮大。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进民退”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是一个双向进步。”

  针对民航业“国进民退”的说法,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表示,航空业兼并重组问题是公司的市场化行为,民航局认为只要有利于民航业的发展,就应该积极支持。民航业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各个航空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多元化的。

  但很快,反驳的声音就被更多的质疑淹没。在这场愈演愈烈的论战中,有旁观者甚至认为,涉及“国进民退”的论战已经上升为学术界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纪之争,其辩论和胜负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不得不面对记者的提问,正面回答“国进民退”质疑: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

  参加“两会”的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大多都被问及“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从整体上看,山西煤炭业并不存在社会上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目前山西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则直称“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同时,被动成为论战主角的国资委也在“两会”期间,在其官方网站主页醒目位置设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国企发挥顶梁柱作用”专栏,集中刊登了《解析“国进民退”论断真伪》《并购是强进弱退而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等一系列新闻报道及理论分析性文章,反驳“国进民退”的言论。

  不论其究竟是伪命题,还是现实存在,“国进民退”俨然已成国民焦点。

  “央企地王”的“冤案”

  “央企旗下企业”不是央企

  国资委呼吁社会要正确看待产业间的重组。

  国资委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前需要“理清思路、解疑释惑”。毕竟这无论对国企改革还是国有企业发展本身,都甚为重要。

  “现在大家都在热炒‘国进民退’,作为民营企业的沙钢去年进入世界500强,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激动。沙钢不是联想这样没有历史包袱的现代公司,而是一个传统企业,就是靠一勺钢一勺钢炼到世界500强去了。沙钢能进入世界500强,太神奇了。媒体为什么不好好炒炒这个事,偏要盯着这些年发展势头不错的国有企业不放?”电话那头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着实无法理解时下在经济学界掀起的这场关于“国进民退”的大讨论,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王志钢看来,中化集团控股的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方兴地产”)的“地王”头衔,是引领 “国进民退”讨论的源头之一。

  2009年6月30日,方兴地产在诸多地产大鳄中突然杀出,最终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楼面地价达15321元/平方米,刷新北京“地王”纪录,被舆论认为是当时的双料“地王”。

  由于方兴地产在拿地前后获得了约245亿元的银行授信,也被形容为“拿的是国家的钱”。随后“方兴地产”连同中化集团毫无悬念地被冠之于“国进民退”的典型。

  方兴地产是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旗舰公司,公司于2007年8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把方兴地产作为‘国进民退’的代表有点冤。”王志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专门对“方兴地王”事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有上市公司是否还是过去意义上完全的国有控制企业。

  相关人士向记者分析,国有企业的本性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全民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个公民都有份;二是公共性,也就意味着它的收益要回归全民。

  但是国企的本性随着国企的上市悄然发生着改变:只有持国企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人才能真正享有红利和收益。

  据记者了解,作为上市公司的方兴地产,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作为方兴地产第一大股东,持有其7.68亿股股份。

  “方兴地产之所以算公有制企业,只不过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是第一大股东,而传统国有企业的这种叫法是否适合方兴地产这类企业,需要进一步探讨。假设方兴地产赚了钱,那些钱并不是要回到央企,大部分要分给股民,而好多股民都是香港人。”王志钢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方兴地产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可以因为看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去参与竞争地块。“这也是反映了上市公司股东的要求,如果方兴地产不去按照股东的要求做,只是中化集团的的想法,股票在市场上也不会表现这么好。所以,在界定上将方兴地产完全划归为国有企业,站不住脚。”

  另一个遭受舆论质疑的问题是,方兴地产在夺得广渠路15号地前后,该公司获得了来自中国银行的200亿元及来自中国工商银行45亿元的银行授信。

  “腰包鼓了自然要置业”,但也由此被舆论认为是拿着国家的钱去买地,并且将方兴地产看做是造成2009房地产市场地价屡创新高的罪魁祸首之一。有数据显示,信贷剧增的2009年上半年,60%的“地王”被有国资背景的地产商获得。

  对于方兴地产获得的巨资银行授信,王志钢的解释更为直截了当:“方兴从银行贷款的钱怎么能说是国家的钱?况且国内好多银行都已经股份制改革了,银行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其经营目的都是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且银行永远是‘嫌贫爱富’的,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只要企业好,肯定会给企业贷款,舆论简单地把这部分资金归结为国家的钱,这样说不太公平。”

  中粮事件的另一面

  蒙牛险被“外进民退”

  就在方兴地产以天价拍得广渠路15号地获得 “地王”称号的第6天——2009年7月6日晚,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发布公告,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共同入股蒙牛集团。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食品行业最大的一宗交易。这宗交易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舆论的激烈讨论。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蒙牛不进入中粮这样的国有企业,或许就是‘外进民退’了。”王志钢指出,蒙牛跟中粮具有相关性,中粮的理念是做从田间到饭桌的产业链,再加上其董事长宁高宁的管理理念,给蒙牛让渡出非常充裕的空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蒙牛进入了中粮。

  这起并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一种正常的重组,“中粮本身的业务就是从下游往上游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奶业很正常;从蒙牛方面说,也确实需要中粮这类大资本的介入。这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改变蒙牛自身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和国际化视野。”

  “从总体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趋势可能还是‘国退民进’,不能拿个别现象来概括趋势。”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进一步补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2005年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89.89%,2008年提升至95%;产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资产比重由2005年的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润总额比重由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业人数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

  而全国政协公布的数字是: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同比增加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私营企业增长20.1%,国企增长14%;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增加0.8%;主营业务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降低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而国企则下降4.5%。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总得有个标准和一些具体的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其他人士提供的指标看,当前企业进行的并购重组不是‘国进民退’。”王志钢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尽管数字已经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现实发生的事件还是会不时挑逗“国进民退”这根敏感的神经。3月 15日,北京土地市场又涌现出新的“地王”。据悉,北京一日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当天上午,大望京地块和亦庄地块分别以27529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格、52.4亿元的土地总价,刷新北京市土地成交纪录,成为新的“单价地王”和“总价地王”。 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下午竞价的海淀区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30000元/平方米。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天出现的三个“地王”全部有央企背景: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的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此时产生新“地王”,对“国进民退”的争论无疑火上浇油。不少人认为,“央企”与“地王”的再次组合,可能让“国进民退”又有了一个新的例证。

  不知是否是作为回应,国资委3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正在加快调整重组,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被定义的“国进民退”事件

  4万亿大多给国企

  2008年底,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由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大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民营企业难以涉入其中,而被认定“4万亿大多给了国企”。

  山西煤炭重组

  2009 年4月开始,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规划,到2010 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 家减少至约100 家。有调查显示,重组中被关闭的中小煤炭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

  吉林通钢事件

  2009年7月,由于民营企业建龙并购老国企吉林通钢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发生冲突,通钢职工打死了建龙派驻的高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宣布民营资本全部退出。

  山钢并购日钢

  2009年9月,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与赢利的民企——日照钢铁签订资产重组与合作协议,双方以共同向山钢日照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山钢占股67%,日钢占股33%。

  东星事件

  2008?年至2010?年1?月底,财政部为支持三大国有航空集团先后划拨了15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东航集团、南航集团和中航集团分别获得90?亿元、45?亿元和15?亿元资金。但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未获注资,最终破产。

  国企是“做大”还是“垄断”?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经济历史长河中不乏一幕幕插曲。而“国进民退”大辩论这段插曲,却让许多人感到郁闷。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接受媒体访谈时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李荣融主任的委屈,其实也是国资委的委屈;而国资委的委屈,某种意义上也是国企的委屈。挨骂的国企,到底是不是真委屈,还是先看看它们挣了多少钱吧。

  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元,增加到了目前的5.5万亿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9年,国企也出现了集体性崛起和爆发式增长。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字,今年1-2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40576.5亿元,同比增长42.4%。

  这份成绩单,国资委作为主管部门功不可没。但“高增长”也带来了“垄断”嫌疑,并进而成为“国进民退”说的“现实论据”。

  一些学者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定义”为“国有垄断行业”,将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垄断企业”。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对此反驳说,垄断有两个特点:一是垄断市场,二是垄断价格,两个必须同时体现出来。如果垄断价格不体现,就要细致分析垄断市场是由于自然情况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盲目说电力、石油、通讯三个行业是垄断行业的理由不够充分。

  王志钢举例说,“中石油在成品油方面是亏损的,电力企业在供电方面价格是倒挂的,也就中移动好一点,但要分析到底是因为手机用户增长赚的钱,还是因为价格增长赚的钱,很明显是手机用户增长赚到的钱。”

  针对不少学者和舆论把中央企业做强做大的努力贬斥为“央企凶猛”。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做强做大,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把国有企业培养成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是产业调整还是“国进民退”?

  很多学者在提到“国进民退”这个话题时,常常会发生“国退民进”的口误。

  这并不奇怪。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进行了15年,短暂的时间,改革争论的焦点就从“国退民进”转化为“国进民退”,形势上的迅速变化确实令人回不过神。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进行了MBO(管理层收购)“国退民进”式改革。

  而2004年展开的“郎顾之争”,被称为“国退民进”的标志事件。

  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主张国家“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停止管理层收购(MBO)。

  格林柯尔的倒掉使得“国企民营化”的MBO模式基本停滞。

  然而,时隔5年之后,与“国退民进”相对应的“国进民退”的讨论却卷土重来。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当前的并购重组,到底是产业的正常重组还是“国进民退”?

  “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即便出现一些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目前发生的重组案例是一种正常的产业重组,只不过由于重组的双方有国有资本的介入,从表象上看表现为‘民退’,其实‘民’也没有‘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大家众口一词质疑“国进民退”是不对的,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国进民退”现象。

  张世贤进一步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产业重组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根本经营不下去的企业或者经济实体,在这个时期通过破产重组,既是生产力的一种重新组合,也是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金融危机的功能。这个功能在中国表现为国有企业更有能力重组那些行将破产的、经营不下去的企业,这很正常。”

  王志钢更是一语中的,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产业调整中的‘进’与‘退’是一个过程,而判断‘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应该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去考量,应该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简单谈这个问题,都太偏颇。”

  “国有企业”概念早已更新

  探讨国有企业的“进”与“退”,都逃脱不掉国企的功能如何定位。

  相关资料显示,国际上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有四种模式: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福利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美国主张的公共事业政府投资;三是法国尝试的收购衰退大公司,经过扶持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只产业基金。

  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国有经济定位在上述四种模式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

  “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是特殊企业,国有企业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盈利性。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表现。其实大家意识形态的东西越来越弱了,更主要的是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在里面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在当前急需明确。”张世贤说。

  在张世贤看来,国有经济定位,首先是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国家掌握了这些产业,有利于产业的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高,这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其次,国有企业经过30年的改革,从原来的完全企业办社会,到变成唯利是图的企业,再到现在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说明国有企业更多地肩负着增加就业、战略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的任务,这些作用都是无可替代。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概念了,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WTO规则框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国有企业。从四大银行到中移动、中粮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应该说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张世贤说。

  张世贤进一步表示,对国有企业要正常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有企业不好,也不能简单认为说只有国有企业好,“关键是看其在什么产业、用什么方式来组织的,因为企业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取决于国企占了多大成分。毕竟现在纯国企已经不多了,国企本身也是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国企改革路径

  〉〉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行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经济和买办资本的国有和集体化改制;

  第二阶段(1978年-1984年):以扩权让利为重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第三阶段(1984年-1992年):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第四阶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行政资分开,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

  

责任编辑: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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