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成本高并非“菜价发烧”主因

　　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纳入监测的18种蔬菜4月份平均批发价格较去年同比大涨了32.9%。他认为，蔬菜价格上涨一方面是由于西南大旱等天气因素影响，但流通成本增加才是支撑蔬菜价格高企的长期因素，因为“中国蔬菜在流通环节的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至3倍”， 他暗示，商务部会在特殊情况下对蔬菜价格进行干预调控。

　　一般来说，主流话语解释农产品价格飙升的招数都很老套，一个是将“蛛网模型”的滥用、防止四海而皆准地使用，因为农民对上一年度赚钱农产品品种的盲目追捧和对不赚钱品种的盲目抛弃，导致农产品在下一年度走出与上一年度截然相反的“暴跌暴涨”行情，最近大蒜价格猛涨就是一例。但“蛛网模型”无法解释农产品价格的整体性飙升，所以，不得不求助于另外一个招数，即认为蔬菜流通成本高（且采后的损失率高）是导致菜价猛涨的“罪魁祸首”，它隐含的意思是，菜价涨价的绝大部分好处被流通环节中间商“吃掉”了。过去，官方学者频繁地用“两头叫、中间笑”来形容这一现象。

　　坦率地说，抽象地说“中国蔬菜流通环节成本比世界平均高2-3倍”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喜欢用美国作为参照，但美国的农业结构跟亚洲农业完全不同，美国是“农场主经济”，强调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农场主不仅生产规模大，而且有足够的“农业剩余”涉足流通行业，也就是说，农场主经济很容易完成“生产、加工、流通”的整体链条，他们经常直接面对一个全国性的大批发商，甚至同超市直接“对口”。农场主数量有限，谈判费用较低，自发民间“协会化”，协会可以直接同各类不同农产品品种的批发商交易，从而降低流通环节的搜寻成本和交易费用。另外，农场主经济将流通环节成本“内化”了，加到生产环节成本里面，这一举动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农业补贴。从这个角度看，并不是美国蔬菜成本流通环节如何低廉，而是成本分割的方式变化了。

　　而亚洲农业的基本结构是大量、分散型的小农户模式，小农户既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来延伸到流通环节，只好通过多层级的流通市场来解决农产品物流问题，农户需要将蔬菜先运输到当地批发市场或者卖给当地的运销户，这些“产地”小批发者再同跨区域的“销地”批发者打交道，从而完成流通市场层级从小到大的不断演进。毫无疑问，在市场层级扩展的前提下，流通成本必然相应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确会发现，农产品从田野到餐桌，价格的确翻了2-3倍，这是“渠道倒逼生产”下的利益分配。那么在小农户模式下降低流通层级，一定会降低蔬菜价格？回答是，也许不能。

　　日本可为佐证。日本农民尽管是小农户，但以自发结社形式成立农协，小农剩余“汇集”为集体剩余，或延伸到流通领域，更多的是形成“冷藏社团”来和流通商进行谈判，“冷藏社团”相当于一种“存粮威胁”，如果经销商不同意农协的价格，那么农协就不卖给他，农协“耗得起”。如果日本经验移植过来，农协可以通过垄断程度提高来反过来“生产压迫渠道”，这的确意味着流通市场层级的降低，也意味着农户利益的提高，但这不意味着消费者会得到好处，蔬菜的价格就会下降。显而易见，中国并不希望农户的社团化，政府会担心农民议价能力过高，提高城里人的生活成本。

　　蔬菜价格飙升的焦点问题不是“流通成本”，它根源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泛滥的货币投放和低利率不仅是一种刺激经济方式，也是一种存量资源分配的方式，它让资源（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倾斜于钢铁、石化、房地产等强势行业，而农业等弱势行业则份额越来越少，忍受农资生产资料的涨价、运输蔬菜的燃油价格涨价、农业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等等，泛滥的货币政策不仅猛烈创造出一些产品的“需求”，也能缓慢地“压抑”一些产品的供给。如果我们用奥地利学派的结构主义观点来理解蔬菜价格上涨，就不会将天灾、流通成本作为“替罪羊”，而不触及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