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关于宏观经济的动向

　　核心观点

　　我们要靠“变”来对付这“复杂的一年”，怎么“变”？就靠三个“外转内”：从依靠外需转为更多地依靠内需，从主要靠外延性增长转变成内涵性增长，从依靠外生动力发展转为依靠内生动力发展。

　　关于宏观经济，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去年是最困难的 一年”，“今年是最复杂的一年”。为什么说“今年是最复杂的一年”？因为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因素此涨彼消，长期问题和短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众多，我想这可能是对于“今年是最复杂的一年”的注解，下面我结合个人的研究和思考谈几点看法。

　　去年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在今年会进一步对我们造成不利的影响

　　去年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这是世界公认的。我们实现了保八的目标，GDP虽然还没有超过但已接近日本，据说今年二季度会超过日本。我们的外贸是2.2万亿美元，超过了德国，居第一位。大家都在下降，我们下降得比他们少，所以超过了他们。人民群众的收入跟经济增长保持了同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人民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我们的粮食保持了增长，去年粮食是5.31亿吨，13亿人平均下来是接近400公斤。这是去年的成绩。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去年成绩的取得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这些代价今年都会对我们造成不利的影响。我们花了哪些代价呢？

　　第一就是靠大量的投资。去年的投资增长了30.1%，达到了22万亿元，相当于占GDP的三分之二。去年我讲过，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大量的投资是有必要的，因为可以增加就业岗位，还可以拉动钢材、木材、水泥等生产资料的需求，有一部分投资会通过工资转化为消费来拉动经济，这是必要的。但是大量的投资造成的一些不利后果也在开始显现，就是产能过剩、产品积压、效益降低和污染的回潮。我们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产能过剩了两亿吨。从投资角度来看，投资总是要拉动GDP的，只要投下去就会买设备、买原料、雇工人、建厂房，肯定会拉动GDP，但问题是过剩的产能只能一次拉动GDP，不能起到再拉动的作用，每吨钢铁首次拉动大概是5千元，两亿吨过剩能力就是一万亿的投资，这一万亿的投资在发挥了它拉动GDP的作用以后，就趴在那里不能继续发挥作用了，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大量的依靠投资的方式是不能持续的，这个问题在今年我们将会遇到。

　　第二个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去年银行贷款增加了9.57万亿，政府在财政投资方面的支出增加了5千零83亿，大数是10.1万亿，这样的流动性放出来造成了投资的迅速增长，没有银行贷款政府投资不可能涨，但是去年我们增加了10.1万亿的货币供应，投资增长了30.1%，大概涨了7万亿左右，还有3万亿左右的钱哪里去了？坦率地说，就是进入股市和房市了，上半年是进到了股市，下半年是进入到了房市，这么大量的钱进入肯定把房市抬高了，所以房价涨得这么厉害。再深入分析一下这些钱主要是借给谁了？主要是借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了，国有企业拿了钱以后怎么办？他们也要还款和盈利，所以它就要进入各种竞争性的行业。本来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现在由于有这种情况它又要进入竞争性行业。所以一块地18亿的底价拍到了40.6亿，各地的地王纷纷涌现。所以这一轮的房地产上涨很大的因素是由地价通过招拍挂快速上涨的。从地方政府来说，因为银行能够借钱他们就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投资平台，据统计大概有8千家，以前最多是市里有投资公司，现在到县都设立了投资公司，这些投资公司就是向银行借钱搞市政建设。地方政府借钱靠什么来还？主要靠两种方式，第一是靠卖地，现在土地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0%到60%，第二是靠收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土地价格下降，税收减少，地方政府还债能力就出现问题，还债能力有问题（当然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不会），有些地方政府就会出问题，出了问题以后，我认为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次贷”，“次贷”在国外是指把贷款贷给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中国来说是把贷款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如果造成这种问题，可能要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买单实际结果是老百姓买单，因为如果填了这个窟窿了，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出肯定就会减少。 另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通货膨胀，因为大量货币的供应，从理论上说本身货币供应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实际上去年我们就讲过这个问题了。在今年看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非常明显，现在买了房的人就是怕钞票和存款贬值，所以才去买的房。通货膨胀如果发生，受到最大损失的是老百姓的存款，10万块钱锁保险柜里面7年时间，购买力就丧失很多。今年这些问题都会显现出来。

　　应对“复杂的一年”，要实现三个“外转内”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温总理的报告实际上也都提出了主要的措施，这里不想把这些措施全部重复，我归纳成三个“外转内”。

　　第一个“外转内”就是我们要把靠外需转为更多地依靠内需。

　　去年我们8.7%的增长，投资占了8%，消费占了4.3%，净出口(外贸)-3.6%，也就是说外贸对我们经济的增长是起到了拉后腿的作用。外贸下降最终的结果就会造成企业减产，有一些外向型的企业甚至关门，导致工人失业等问题。因为外需的下降必须要靠内需来弥补，而这种外需的下降看来还不是短期的现象，因为发达国家遇到金融危机以后他的模式将会有变化，以前他实际上向我们发展中国家借钱，“杠杆化”运作之后赚了钱再买我们的资源和产品，现在他遇到了金融危机要“去杠杆化”，要多储蓄少借钱，这样他的需求肯定减少，需求减少就影响到了我们的外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外贸短期内想恢复是比较困难的。当然我们并不放弃在外贸方面的努力，比如我们要提高产品的档次，改善外贸结构。因为低端产品我们劳动力比较便宜的优势是逐渐丧失的。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这肯定要丧失，丧失了以后就是靠提高产品品质，向高端发展，当然这有一个过程。而更多的要靠扩大内需。

　　怎么扩大内需？

　　首先就是要提高人民的购买力，让他能够消费。没有购买力我们 怎么扩大内需？当然提高购买力一是提高工资。我觉得要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安排，首先就是人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应该做到这一点。二是要做到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来提高工人的工资，企业效益不提高，工人工资要想提高就没有可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企业效益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不提高，那实际是降低了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也是不合理的。我检查《工会法》的时候到沿海地区看，有些企业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多年没动，就是600到800元，这样就不公平，另外招工也会遇到困难。三是建立CPI调整的制度，因为物价涨了工资不涨就等于降了工资。这三个制度我们应该建立起来。还要通过个税的调整增加购买力，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完全有空间的，有的人建议提到5000元。再就是信用消费，我们现在个人信贷占的比例很少，大概不到15%，85%是贷给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以在信用消费上还有很大的潜力，国外基本上60%到70%是个人信贷消费。

　　再就是让他要敢消费，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小孩上学和择校费的问题。另外对于符合条件的低收入者要给他住房，当然不一定是他个人拥有的住房，居者有其所，不一定是居者有其屋。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会把人们原来存的钱准备预防这些事的潜力动员出来。 还要让他愿意消费，提供他愿意消费的产品，我们过去讲三大件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后来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现在城市里基本上都普及了，农村也逐渐普及。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如果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去年消费拉动4.3%，一个是汽车增加了46.2%的销售量，另外就是房屋商品房消费增加了42.1%，这两个产品都是高值产品，所以对消费的拉动是相当明显的。我个人看来，这两部分消费大概还会增长，当然大家对增加汽车消费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污染等问题。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是电子产品，电子产品现在在国外也是一个消费的热点。第二就是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包括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我们国家占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从2008年看占我们GDP的2.6%，但是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文化产业逆势而上，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基本上是10%以上。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是很有潜力的，一个是从国内来看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境界，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另外通过文化产品的出口，有利于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同样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减少误解，增加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个人消费以外，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看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新能源，整个世界现在开始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另外煤炭、石油、天然气总有用完的一天，所以对于新能源现在世界各国都相当重视。我认为第四次产业革命将是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第二个就是现代服务业，包括现代金融业、现代信息业、现代物流业、现代会展业、现代咨询业和现代管理业。

　　第二个“外转内”就是从外延性的增长转为内涵性的增长。

　　所谓外延性增长就是做加法，你要增长就增加投资，本来两个轮子，现在投资增加四个轮子。内涵性增长就是靠挖掘内部潜力做战略性的调整，第一就是加强管理，有的企业300克煤能发一度电，而管理好的企业是200克就能发一度电。第二就是调整产品组合，把精力集中在市场增长率高而又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上，还有就是市场增长率虽然不高，但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产品上，调整产品组合。不要以为什么都赚钱，有的短期内赚钱，但是没有竞争力，很快就会丧失优势。第三就是集成，我们讲的集成是面向市场的纵向集成化，向前就是向市场推进，向后就是向原材料推进。通过纵向集成化把增加值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横向集成化是利用现有的条件来发展新的类似的产品。最近我去南通，南通中远船坞工程公司，原来是做修船的，由于金融危机，货运量大量降低，所以他们的业务很少，实际上他们两年前就看到了这个危机，从瑞典引进了人才，转向做海上采油平台、海上供应驳船这一类高档的海洋工程，在去年金融危机当中，不但没有赔钱还赚了。所以我们要变成内涵性的增长。

　　第三个“外转内”就是从外生型的动力发展转为内生型的动力发展。

　　所谓外生型的动力发展是靠投资，靠劳动力的增加，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等外部因素来促进发展的。所谓内生型的动力发展靠的是综合要素，就是教育、科技和管理。教育就是要提高工人的素质，利用一切机会来培训工人，提高职工的水平。人口多要想成为优势必须要有素质的提高，日本就是这样，他们没有多少资源，但是他们能发展就是依靠人。所以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如果能提高人口的素质，还可以把不利因素变为有利的因素。我曾经讲过，经济可以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但是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通过教育我们能够提高人民的科技、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另外要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这是内生型增长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最近国务院通过了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这是非常重要的。要通过科技创新，包括跟随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通过管理和制度创新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今年是复杂的一年，在复杂的一年里，我们要靠“变”来对付，怎么“变”？就靠三个“外转内”，就是从依靠外需转为更多地依靠内需，从主要靠外延性增长转变成内涵性增长，从依靠外生动力发展转为依靠内生动力发展。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本文系在作者录音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