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十连跳”：责任缺位谁之过

　　■深圳副市长、公安局长事发后赶到企业

　　■卫生部门已派出一批心理医生驻厂

　　■政府调查结论值得期盼

　　宿舍防护栏加高到3米，主管连续接访一线员工

　　2010年5月20日，富士康一名年仅21岁的男性员工南钢从F4栋楼跳下身亡。这一事件，不仅让富士康跳楼事件在短短5个月内迅速达到第10起,而且令富士康深陷“跳楼门”的风口浪尖。

　　虽然深圳市总工会在前期调研中并未发现富士康存在强迫加班、严重超时加班等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但工会也认定，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

　　“十连跳”发生后，记者再次来到富士康工厂，发现这里又在进行新的整改举措。富士康厂区多个员工宿舍楼的顶部正在安装钢制防护栏。本来就有防护栏的，现在增高到3米；厂区车间的生产流水线上播放着节奏明快的背景音乐，陪伴员工度过流水线上的时光；而生产主管则加大了员工接访力度，比如有的主管连续接见了1000多名一线员工。

　　从深圳市中高级人才招聘会上传来消息，富士康欲拿出多个岗位吸纳“员工关爱”及文体活动类的人才，如心理咨询师、舞蹈编导、歌手、曲艺演员、健身教练等。据现场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岗位主要是为了填补企业心理咨询部门和文工团的空缺。

　　据了解，目前，富士康正制定一整套长年文体活动计划，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舒缓员工紧张情绪。

　　据悉，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事发后来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

　　据深圳市政府新闻办通报，该市卫生部门目前已经派出一批心理医生驻厂，为富士康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还要帮助富士康科技集团建立心理咨询体系，缓解员工心理和工作压力，排查出存在精神、心理方面问题的员工，为其提供帮助。

　　深圳市总工会则加强对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作的指导，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工会制度，工会组织网络覆盖到基层每个员工，维护企业员工合法权益，做员工知心朋友和“娘家人”。团深圳市委和妇联发挥各自优势，把关爱工作做到每个女工和每个年轻人身上。

　　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劳资关系；深圳市公安部门对企业保安队伍及基层管理工作进行调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协助企业做好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改进安保工作的方式方法，做到既能确保企业生产安全，又能改进企业保安队伍和员工关系。

　　媒体应该如何关注“富士康”事件

　　富士康接二连三的坠楼事件，被网友称作“维特效应”。闻名世界文坛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于1774年发行后，曾有不少欧洲年轻人模仿小说里的维特举枪自尽。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家戴维·菲利普斯把此现象称为“维特效应”。他认为，一些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别人自杀身亡的消息后会模仿他们，特别是对有相似处境的人群影响更大。在此，社会认同原则得到的是种病态的展示。

　　网友“网事随风”认为：“富士康十起坠楼事件的死伤者均为‘80后、90后’，最大的28岁，最小的才18岁。他们在富士康可能从事着最基础、薪水最低的工作，虽然他们本身可能存在着社会阅历浅、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等问题，但无人沟通、压力过大、需要伴侣、对未来恐慌以及高强度的工作，也是冲垮他们精神底线的重要因素。”

　　甚至，有网友还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媒体过度渲染自杀事件，对一些有自杀倾向的人来说是危险的暗示。“过分描述跳楼细节，对特定的人会产生诱导作用。舆论导向应以公共人性化视角关注那些有此倾向的生者，积极宣传如何面对困境，寻找问题根源，而不是一味放大悲剧的细节效应。”

　　也有专家认为，当前应加强劳动部门及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作用，发生劳动纠纷应及时调解。媒体应着眼于使某些特定群体诉求得到真实反映。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则认为，媒体的关注是应该的，全社会都应该来关注这一事件。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等待调查组进驻后的结果。尤其要围绕当前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来回应。而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掌握的信息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媒体进行过度的关注显然有失全面。

　　并非没有预判

　　早在2007年，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教组对深圳、中山进行一项外来工调研之初就提出，社会转型期，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珠三角城市外来工的生存状态和合法权益，已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应是社会面对的一个重要战略课题，不可等闲视之。

　　调查对象涉及的都是经济发达地区，东莞、宝安和中山及其下属乡镇、街道。调查后发现，上述地区对文化普遍重视投入。一些外资厂、特别是实力较强的大厂，对文化投入做得也较好。

　　但调研报告最后认为：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外来工尚能忍受对他们的不公正，第三代外来工面对不公，则可能成为社会的某种隐患。因此，企业对文化的投入不应看作是企业对外来工的恩赐和照顾，而是外来工应有的待遇和权益。建立机制也是对预防外来工重大事件的一种应急保障。

　　该调研还提出，企业在支付工作报酬的同时，就应该按比例划拨企业文化活动基金和职工教育资金，并希望能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调查举例，有22万外来工的中山市三乡镇，投入两亿多元，建成了文化广场、公园和文化活动中心等。为了解决外来工晚上看电影的问题，仅广场上的60平方米的电子屏幕，就投入了300多万元，建成后每晚准时放映两部电影，成为外来工最喜欢的去处。

　　中山三乡的外来工在镇政府、工厂、妇联和共青团的帮助下，还组织起三乡镇工人业余艺术团。50人的演出队伍全部是打工者，来自12个省市。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编成生动的小品、短剧、快板和歌舞，5年来为小区演出200多场，成为小区文化建设和宣传的主力军。

　　而另一项针对深圳市外来工心理健康教育的定向研究中，深圳市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的工作人员发现，深圳市外来劳务工以年轻人为主，大多处于心理问题的危险年龄段。根据调查，他们的心理需求高达81.5％，但是仅有5％的人真正寻求过心理帮助。

　　对于心理服务方式，他们首选电话（58.5％），其次是综合医院心理门诊（26.3％），最不愿意选择的是精神病医院（2.4％）。这表明，虽然他们有很大的心理需求，但是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对心理问题仍然存在认识上的不足，不愿或不能真正面对。

　　他们针对一家员工近万人的大厂，以健康讲座的方式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外来工普遍面临着工作时间长、心理压力大、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等问题，其心理问题不容忽视。由于外来工人数众多，心理健康教育对精神障碍的预防有积极作用，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健康教育可能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本报深圳5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