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政策退出要因地制宜

　　在刚刚闭幕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多数与会者认为，不同国家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刺激政策退出时机和实施力度，释放出审慎和“各自负责”的信号。

　　各国实施有差别的退出措施符合当前经济形势。各国经济复苏、债务水平、财政赤字等综合评估情况不相同，经济发展 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应符合本国实际情况，不可能一刀切。另外，尽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余波未平，世界经济复苏存变数，但与2008年金融风暴相比，尚不构成系统性风险，且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不一，各国政策实施的节奏和步伐不一。

　　尽管退出政策如何实施尚在讨论，但实际上已经有不少国家着手调整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然，各国经济“病因”不同，开出的“药方”自然也应不同。

　　西方主要经济体如美欧日，当前首要风险是过高的财政赤字和外债水平，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削减财政赤字的需求十分紧迫。假如不采取措施，大量投放的货币不仅会使得债权国资产缩水，而且通胀风险大增。

　　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面临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譬如当各国加息呼声渐高时，俄罗斯却连续14次下调基准利率。这是因为俄罗斯严重的资源依赖型产业结构决定了其经济复苏会长期受制于能源价格及其需求，在外部经济增长不明显的背景下，经济的持续性增长不明显。与此同时，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却面临成本输入型和高资本流入的通胀压力，这些国家已经选择加息或加息措施如箭在弦。

　　对于中国而言，今年的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一方面经济运行开始出现“宏观喜、微观忧”的现象，钢铁等多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这将导致物价总水平明显下降，形成通缩压力，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5月以来，国内农产品价格飙升，结构性通胀预期如影随形。中国经济中“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的风险在今年逐步体现。

　　年初以来，中国提高准备金率，以及控制全年贷款额度，释放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非常态政策开始退出的明确信号。但也应看到，去年四万亿投资项目中很多正在建，假如现在收紧信贷，很有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使得前期投资变成坏账。而假如继续放松信贷，大规模信贷投放的通胀压力很有可能迅速显现。另外，热钱涌入、出口前景以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也制约着政策选择。“治大国若烹小鲜”，对中国而言，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投资政策的“组合打法”，更应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