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危机后的“新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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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让中国学会了如何顺势而为的话，那么在危机后经济新模式之下，中国更应该加强制衡之术

　　作为此次经济危机的一个正向产物——G20议事机制，如今已举办了四次，鉴于该机制更广泛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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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因危机而起的经济乱像，并未因全球经济的快速复苏而变得收敛，反而愈加纷乱，而在此背景下，各国一方面急需一种能够拨乱反正的机制，来较快推动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的恢复；另一方面，又因各自内部的问题，而很难作出让步，这一点在各国的会议行囊中可见一斑。

　　相较于美国行囊中刚通过的金融监管法案和再次下调的经济增长率（3月GDP折合成年率增长2.7%，4月份发布的第一季度GDP初值为3.2%，随后5月就下修至3.0%）；欧洲行囊中的财政紧缩，中国的行囊显然最为丰富：“6.19”汇改新政、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范围（央行、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6.22”的出口退税调整（6月22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决定从7月15日起取消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406个税号的退税率）、“6.29”的ECFA签订（6月29海协会和海基会将在重庆举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的积极作为（从2010年起三年内中国对非洲的3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实行免税）、8万亿的财政收入预测（6月28日国税总局官员表示，保守估算，今年全年财政收入或将达到8万亿元）以及反恐重大案件的破获（6月24日公安部宣布中国破获重大恐怖组织案，东伊运头目骨干落网）。

　　从三方的行囊来观测各方的利益诉求可以发现：美国依然追求经济增长，担心过早的财政紧缩会伤害经济复苏的势头；欧洲则是一定要把财政紧缩进行到底了；而中国更多地关注内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外部的话语权。三者交点缺失导致会议无果，也是情理之中。相比之下，2008年11月首次峰会，因各国的关注点同为拯救经济，在共同利益推动之下，促成了联合救市的成果。

　　因此，过度寄希望于多方议事机制来缓解外部压力，在目前的情形下无异于刻舟求剑。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率先复苏，但相较其他经济体而言，中国的任务无疑是最繁重的：在就业、环保、民生等压力下，内部结构转型日趋复杂，外部则是话语权增强和经济环境改善的空间不易继续扩大。更为重要的是，今日中国已经同世界密不可分，互相影响的程度也越来越深，这更加大了中国政府经济调控的难度，而内外的融合无疑会增加经济运行中的噪音，势必也会影响调控的持续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以资本市场为例，伴随2005年7月份人民币汇改以来，全球资本市场走出了一波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情（见图1）。自2005年7月人民币实施汇改以来，全球资本明显增加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配置，2005年6月至2007年10月期间，相较其他经济体资本市场30%～40%的升幅，中国股市的升幅竟高达500%之多；而自经济危机以来，中国股市又领先其他市场5个月率先触底，自2007年10月份的高点算起，跌幅近70%，远高于其他经济体40%～60%的跌幅；随后伴随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中国股市也率先反弹，幅度高达97%（自触底算起），也远高于其他经济体45%～65%的幅度；今年上半年，中国股指的跌幅近27%（自去年底算起），超过了美国的6%、日本的12%和英国的21%。

图1：人民币汇改以来主要股指的表现（四国股指均以2005年6月为基点，且均以美元计价）

　　与此相应，中国的汇率政策也极具中国特色（见图2）：2005年7月汇改至2007年10月，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幅度为10.34%，同期美元指数贬值了7.84%；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9.82%，自汇改以来累计升值21.17%，随后开始了盯住美元的策略。

图2：人民币和美元汇率走势

　　所以，6月19日中国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受到了包括各国政府在内各种力量的广为关注，再次引发了一轮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高潮。联合国提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应被取代”，建议将IMF的SDR作为储备资产的使用，这与2009年3月周小川的想法是一致的。IMF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降至61.54%，而危机前美元比重基本则在65%左右。因此，无论是在理论探讨，还是各国实践，均反映出此次危机对于全球经济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因素的作用。

　　然而从中国自身而言，实际上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有意避免“冷战思维”的行事方式（即现在流行的阴谋论的说法），过去叫“韬光养晦”，现在则称“和而不同”。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要求删除峰会公报草案中赞扬中国加强汇率弹性的部分。

　　但是此次危机已经将中国推倒了风口浪尖，如果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让中国学会了如何顺势而为的话；那么在危机后经济新模式之下，中国更应该加强制衡之术，即作为危机后新三国的一方，中国必须尽快建立一整套能够应对欧美国家、亚洲国家乃至新兴市场国家各方压力的战略对冲机制，方可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更积极主动，相信届时像“6.19”汇政这样被动应对的事情就会被化之于无形。而中国自身机制的完善，也进一步促进了像G20这样的多方议事机制有效性的提高，否则欧美国家依然会倚重其强有力的双边机制——对比中美战略对话和G20，乃至金砖四国峰会来看，也反映出这一特点。

    （作者系财科所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现挂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行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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