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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事实和复兴崛起的目标，已经不能仅限于自身利益的国际化，接下来需要做的是解决如何实现全球利益中国化，这就需要在中国输出商品之后，思考如何输出货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
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外围环境是柏林墙倒塌后的东、西德合并，社会主义华沙阵营面临瓦解；内部则是短缺供给和价格闯关叠加致使隐性通胀浮出水面，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1988年GDP平减指数高达14%。GDP平减指数是对价格水平最宏观测量，其计算基础比CPI更为广泛），同时经济快速下滑，1989年和1990年的GDP增速分别降至4.1%和3.8%。而1979年至1988年改革开放后的头10年，GDP增速平均为10.1%，GDP平减指数平均为5.28%。
第二次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恰逢国内经济刚刚实现经济软着陆，中国正处在内外经济协调对接的关键时期。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中国采取了让渡本国外需的策略，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地区经济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大国支撑，但也因此，造成中国经济在1997年至2002年间出现了“软衰退”，5年间GDP的平均增速降至8%附近，CPI平均增幅在0附近。
当前这场发生在本世纪头10年末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属第三次，期间中国经济运行在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影响下，至2009年1季度，GDP增速一度滑落至6.5%，为10年来的最低点(1999年4季度GDP增速为6.1%)。
事实上，在每次危机过后，中国经济均迎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1978年至2009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为9.98%。其中一半时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两位数（16年），而且相继出现了两次连续5年保持超过两位数的增长：第一次出现在南巡讲话之后，1992年至1996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2.44%；第二次则出现在中国加入WTO之后，2003年至2007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66%。更有意思的是，恰恰就是在这两次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的前期，中国的经济运行均遇到了较为严重的困难。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化解矛盾，寻求外部的重大突围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第一次突围主要表现为对于外商投资的加速开放。针对上世纪80年末中国经济出现巨幅的下滑，以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和十四大市场经济体制正式明确为核心的突围之路正式确立，进而将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到全方位的程度，外商投资数额和注册企业数均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重新回归增长轨道。
第二次突围主要表现为推动中国产业链同外部市场的完全对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打乱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1996年刚刚实现软着陆），而且还造成1998年至2002年间的软衰退。针对经济运行的疲态，中国决策层又一次选择了外部突围的策略，2001年成功地加入WTO，从而推动中国产业链同外部市场的完全对接，在出口的强力拉动之下，中国经济再一次回归高速增长轨道（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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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978年至今，中国历经三次大的考验，两次成功突围，经济运行也呈现出明显周期性变化，如图中灰色箭头标识 |
纵观前两次突围之路，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间，每当遇到重大危机之时，选择的路径基本可以概括为“以外解内”，包括对于外部资本注入的松绑，外部市场的解禁，其背后则是通过内部的制度变革（其中还有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的助推因素），为中国劳动力绝对优势的发挥创造条件，进而实现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双重推动之下，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同步提升（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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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将1978年至今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增长率放在同一坐标下，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的线性关系（黑色虚线），而且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灰色标识）：经济趋冷、经济健康和经济过热 |
中国的突围，不但保证了本国经济能够在30余年间以近10%的速率增长，同时中国的大国效应，也使得经济全球化出现明显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和美国消费的经济逻辑得以长期维持（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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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正是由于中国对于外部资本和市场的逐步开放，才为美国消费的增长提供了巨大的产能保证，也由此造成以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贸易顺差的喇叭口不断扩大。 |
如今，我们正在面临第三次大的考验。这一次我们的突围之路又将如何演变？笔者认为，应该是“全球利益中国化”。
伴随外部因素的引进来和中国产品的走出去，中国的利益逐渐国际化。而此次危机带来的最根本变化，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事实和复兴崛起的目标，已经不能仅限于自身利益的国际化，接下来需要做的是解决如何实现全球利益中国化，这就需要在中国输出商品之后，思考如何输出货币的问题。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国家真正的强大标志之一就是拥有被世界认同的强货币，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路径是有共同之处的：由商品贸易输出到金融扩张。一个大国要想在世界势力格局中拥有一定地位，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拥有能源、粮食和货币的支配权，这三个支配权覆盖的网络越大，该国的影响力就越强，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国家间的竞争，基础在实力。”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此次突围之路的点睛之笔。10年前，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面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安排被迫中断，我们只能通过加入WTO来实现外部突围，并促进随后经济的一轮高速增长。10年后，在更大的金融危机面前，我们能否抓住当前美元再次受争议的机会，在国际货币体系出现裂缝时，适时适度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实现再一次华丽转身呢？
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究竟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外贸出口行业将会受到何种冲击，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主动性是否会被进一步削弱等各种争论，一直不绝于耳。而对于人民币如何深入地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之中，使之能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相称，则是此次经济危机带给大家的新思考。
与此同时，此次经济危机又一次把维持近40年美元体系推到了风口浪尖，此前日元和欧元曾经向美元发起挑战（至今也没有放弃），这一次由于中国经济的异军突起，使得大家把更多的厚望给予给了人民币。中国官方也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继续深化的重要突破口，希望以此来带动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深化、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地区间金融布局的完善、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深化、金融服务功能的提高等问题的解决。
由此可见，人民币每走一步，身上的重担就会增重一份，相应前进的道路必定也就更加曲折，但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中国经济又一次突围的方向是清晰的。
（作者系财科所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现挂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行长助理。本文是其“危机改变中国”系列文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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