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5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在北京国宾酒店举行,本届年会主题为全球流动性泛滥背景下的政策选择与境外投资策略,对此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世界经济仍处在复苏初期 不宜盲目乐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李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主办的“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已成功举办三届,产生了较大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值此“第四届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开幕之际,我谨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出席此次论坛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衷心的问候和感谢。我们相信,在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下,“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一定会越办越好。
各位来宾,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座的所有朋友和去年参加第三届年会的朋友们相比,心情一定轻松的多,脸上笑意也绝不会比去年少。我想,至少,眼前淡化了欧洲政府债务危机可能掀起狂风恶浪的阴影;至少,耳边清静了许多世界经济再次探底的吵杂烦心之音;至少,面对世界各经济体虽还谈不上强劲但程度不同的经济复苏,担心和烦恼在减少,希望和信心在增加。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商界朋友们,面对即将出炉的2010年财务报表,心情一定更舒畅,笑容一定更灿烂。
在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最艰难的2008年、2009年之后,世界经济在2010年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跨越道道险关,取得4%左右的增长速度,而且呈现出持续复苏的极大可能性,无疑,是十分值得庆幸和高兴的。在此,我引用一个颇有名气的经济研究机构的一段评语,“历史学家回顾2010年第四季度时,可能会将其视为经济从步履蹒跚的复苏,转向更有保障的可持续的扩张阶段的重要分水岭。”也许,在座的各位未必都同意这一评语,但是,我相信不会有人否定世界经济在2010年取得的可喜发展。
当然,我们为2010年的进步而拍手称道,并不意味着认为世界经济已摆脱了这场全球性危机的困境,更不能为世界经济的前景盲目乐观,我个人认为对“后危机时代”的提法也需十分谨慎。因为,这场危机对世界政治、社会、经济理念、经济运行机制和秩序等国际性的影响和危害太深了,太大了,国际经济形势即使出现了可喜的复苏,但仍处于重大危机后的恢复初期。真正吸取教训,克服引发危机的制度性弊端,建立适应国际经济运行的、有效可行并形成共识的制度体系远未完成。正如中国俗语所言:“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正是这场危机发生至今的真实写照。2008年9月中旬开始的雷曼兄弟、美林等庞然大物黯然退出华尔街后对世界的冲击,用“山倒之势”来形容绝不过分;2007年下半年已显现病兆而延续至今的危机中的复苏,用“细如丝”描述可能最为贴切。让我们看看世界:美国这艘庞大的巨轮加大了马力,似乎开始驶入正常的航道,但航线上不时出现的逆风、暗礁仍使其难以较快地达到预期的航速;欧元区经济体长期形成的内部经济失衡,在“盈余”和“赤字”重新调整平衡的道路上将经历一个漫长坎坷的里程;日本仍在艰难地继续着跨世纪的、已长达20余年的经济复苏;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在庆幸自己能位列率先走出危机国家行列的同时,伴随而至的是面临国际经济重新平衡调整而带来的新的挑战和风险,是不得不偿付某些以“透支未来”为实质的刺激扩张政策所早晚要付出的代价,通货膨胀、本币升值、“热钱”冲击已成为困扰未来发展的突出问题;等等。这应该足以说明“大病”之后的世界经济康复是多么的缓慢,而且也不排除某种程度反复的可能。我们所面临这样的局势,正是我们举办“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的意义所在。虽然,谁也没有期望我们中间出现“卢卡斯的女巫前妻”式的人物,曾在2006年9月7日预测“美国将遭受一场百年一遇的房地产泡沫引起的经济危机”的努里埃尔•鲁比尼也未到会,但是,我相信,在座的不乏国际经济界、金融界的精英和有影响力的人士,我们的分析年会,你们的真知灼见,一定会在中国经济乃至国际金融领域走向复苏的道路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借此,我和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中国经济及金融方面的情况,有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向大家请教。
中国经济结构现状难以称道 改革力度不够
大家知道,去年我国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对今年和十二五期间的工作也已作了明确部署。今年和十二五期间经济工作的关键,是要突出科学发展主题,牢牢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管理通胀预期三者间的关系。有关在这方面理论性、阐述性的文章,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看得不一定比我少,在某些方面研究的很可能还比我深,我只就具体贯彻落实过程中几个应该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的问题谈点看法。
一是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所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称赞,但中国要保持平稳较快持续的发展,较好地解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历史性的、极其严峻的。其中,关键在于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众所周知,这一转变的理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就已提出,甚至可以追溯到80年代后期。从提出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内涵随时代发展不断充实,但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十多年来,为实现这一“转变”付出的努力和难以称道的经济结构现状,足以说明实现“转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毫不夸张地说,要真正实现这一“转变”,我国经济社会必将经历和成功完成一场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否则,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状将难以有大的改变而持续下去。只有加大改革攻坚力度,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努力提高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益,才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也才能取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性进展。
二是重点在于抓落实,切实保障中央政策的有效执行。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主要任务以至于具体工作要求,中央均已十分明确,关键就在于如何真正贯彻好、落实好。过去,宏观调控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政策在执行中之所以出现诸多偏差,其中有认识不到位以及体制等原因,但相当重要的是缺乏约束、检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因此,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中,要切实保障中央政策的有效执行,防止中央政策在执行中出现较大偏差,必须在着力建立和完善约束、检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上下功夫,要围绕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打破“GDP崇拜”的桎梏,回归理性发展的轨道。要明确提出一些必要的科学合理的约束性指标,并明确实行约束性指标的责任机制、检查机制、奖惩机制。
货币超发致通胀高企 当前要重点抑通胀
三是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稳妥地发展金融市场。中央提出的今年经济宏观经济政策,重点在于抑制通货膨胀。近两年来,为应对危机,避免经济大幅下滑而采取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的提升经济增速的效应十分明显,但其弊端的一面也逐渐显现,通货膨胀高启即是其中之一。去年下半年物价变化的趋势,也曾使许多研究机构大跌眼镜。货币政策由稳健替代适度宽松,既是朝野共识,也是经济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如何,关键在于政策设计的内涵与实际执行的一致性。就如,适度宽松不能变为实际的极度宽松一样,稳健绝不能变为实际执行中的“冲动”。而要达到预期目的,就必须围绕“通货”,也就是货币做文章。要达到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涉及经济、金融等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诸多方面,由于我们是“金融分析年会”,在此,我只提一个金融问题向大家请教。本月11日央行发布了《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末,M2余额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幅度19.7%;M1余额26.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这两个数据与美国同比,中国大体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21倍和2.13倍,而同期我国GDP总量仅为美国的1/3左右。夏斌所长提供的美国相关数据虽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不会相差太大。我感到,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迫切要求正确解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怎样衡量货币发行总量和GDP总量相匹配的关系?怎样衡量货币发行总量和CPI的关系?是用M2的总量还是用M2的增速作为衡量CPI的适宜指标?在控制M2总量时又如何关注“对冲”的幅度和实际社会融资量?中国和美国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确有不少不可比之处,但货币作用的实质应该是具有共性的。昨天我看到媒体关于“央行酝酿采用‘社会融资增速指标’替代M2指标,但缺乏相应历史数据导致评估存在难度”报道,所以,我真诚希望在座的朋友重视和研究这一问题,能给中国货币政策一个较为贴切、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议。最后,我还要强调说一下积极稳妥地发展金融市场。说实在的,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无论在制度的完善、技术的先进、产品的多样等方面,都远不适应中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需求。积极稳妥地发展金融市场,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金融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场所,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防止通货膨胀方面大有作为。我们必须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积极探索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有序推动利率市场化,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密切关注美元走势和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演进,提高我国资本账户管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防止国际汇率大起大落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防范大规模的跨境资金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中国的传统新春佳节即将来临,预祝大家新春愉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并祝本次年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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