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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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调地跨国刺杀康有为，实际上是一个重大部署。大清国以赌王刘学询为钓竿，以康有为为鱼饵，要钓的正是一条大鱼：日本
赌王要做杀手了！
这种雷人的消息，在戊戌年（1898）的深秋，传遍了大江南北，给这个充满惊奇的年份再添了一段谈资。
据说，赌王刘学询将东渡日本，刺杀流亡于此的康有为。人们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刘学询吃了康有为不少哑巴亏，丢官失财，被迫逃亡，两人之间仇深似海（参阅本专栏《圣人赌王恨如海》）。
史家认为，推荐刘学询承担这一光荣任务的，是御史杨崇伊。
这年的八月二十八日（10月13日），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密折，开篇就是“乱党虽平、慎防后患”。他认为康有为“为孙文羽翼”，而“孙文勾结东人（日本人）”。他说：“臣闻孙文定三策: 第一策踞广州, 炸药已运入省城, 绅士刘学询发其奸, 遂亡命于东洋, 此乙未秋间事。若李瀚章在粤, 孙文必然就擒,无今日之祸（指戊戌之乱）矣。今日之祸为第二策, 设非皇太后, 圣谟密运, 立破奸谋, 大局何堪设想。二策不行, 将行三策, 则勾结长江上下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诸匪, 与西人为仇, 激成教案, 以困朝廷。”
他分析道：“康、梁避迹, 必依孙文, 此人不除, 中华无安枕之日。现当二策初破, 三策未行之际, 亟应设法密图, 幸而有机可乘, 有人可用, 请允臣等相机办理。”
史家分析，“相机办理”指的就是派人刺杀康有为。
其实，这是篇十分值得揣摩精读的报告。后世史家以这份报告，多讥笑杨崇伊缺乏常识，居然把康有为与孙文作为一党。作为一个十分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老政客，又是李鸿章的姻亲，耳目灵通，杨崇伊果真如此缺乏常识，倒真是奇闻了。即令他脑残，以慈禧太后及朝中大臣们的情报来源及智商，也不可能以为康、孙一体。
何况，如果康是孙的“羽翼”，既然要“设法密图”（杀康），那何不直接杀孙，擒贼先擒王呢？况且，日后刘学询到日本后，曾与孙文密谋，回国后被人“检举”，却并未因此“通敌行为”而受严厉处分，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康有为在中央眼中并无多少分量。即使协助其出逃的日本与英国外交官，也认为这只不过是个擅长虚张声势的大嘴巴而已。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与其说是掐断变法，不如说是为已经失控的改革快车踩下急刹车，以保住光绪皇帝的帝位、进而保住她自己的后位（参阅本专栏《赌王转型》）。
康有为出逃之后，为了自抬身价，编造出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故事，流传至今，俨然成了信史。康有为在所谓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他出逃之后包装策划出来的，包括所谓的“衣带诏”，都是DIY的道具而已。
令中央难以忍受的是，康梁把历史上权力斗争失败者那一套学得炉火纯青，出逃之后竭力将胜利者塑造为道德品德极其败坏的典型，例如四处传播有关慈禧太后种种不堪的八卦故事，俨然便是秽乱宫廷的武则天。与明火执仗的孙文相比，康有为自然显得极为猥琐。
除掉康有为，对于朝廷来说，固然是所乐见的。但慈禧太后如果真想要了康有为的脑袋，完全可以派遣大内高手或在日本收买职业刺客，简单便捷，手续干净。她为什么要选派刘学询呢？
刘学询当然有刺康的动机，但杀人毕竟是件技术含量相当高的工作，他并未经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多年养尊处优、声色犬马，岂能担任刺客角色？就算康有为是只鸡，刘学询是否真能下得了刀子，下了刀子是否真能致命，也是个绝大的疑问。而且，刘赌王既然富可敌国，想要康的性命，完全可以花钱办到。
更为吊诡的是，杨崇伊所推荐的“杀手”，除了刘学询之外，还有个庆宽。庆宽曾在内务府掌管银库、因招摇撞骗而被革职，他与康毫无瓜葛。庆宽其时已经年过半百，平素多病，更不是充当刺客的料。
十月初九（11月22日），中央发布上谕：“知府衔道员刘学询, 员外郎庆宽, 著自备赀斧,赴外洋内地游历, 考察商务。”史家认为，这代表着刺康行动启动了。
日本人其实并不相信刘、庆执行的是刺杀使命。“刘学询家道殷实，并非那种甘冒风险而遂阴谋之人。庆宽年岁既高，且毫无气力……观察他们过去的经历和现状，可以断言，根本无决行非常手段之意思。”（小田切致外务省的报告）。
日本人发现，刘、庆二人的唯一共同点，就是都属于“带病上岗”——犯了“错误”而在积极寻求进步的。日本认为，“大概刘为逃避捕拿之难，庆希望旧过之宽恕。”
中央任命之后，刘、庆二人离京南下，却并非赶赴日本，而是先到上海、再转汉口。有关他们赴日刺康的传言，也开始热闹地传扬开了。对此，史家解释道：长江流域日本人比较多，刘学询是去搜集刺康所需的情报；而消息外泄，是因为刘、庆二人缺乏保密意识，过于高调轻浮。
这种解释实在太牵强了。
刘、庆访日，如果志在刺康，情报收集自然要依靠大清国的官方谍报系统，或者自己在日本用金钱收买。此时的中国已经在日本驻使多年，要了解康有为的行踪，并不是难事，至少绝不需要到驻华的日本人那里去刺探。
至于两人泄密，更是无稽之谈。刘、庆即使不算“人杰”，却也并非“人渣”，从他们捞钱的能力来看，绝对可算是“人精”。因高调轻浮而泄密，绝不可能是此二人的风格。
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赴日刺康消息，是他们故意泄露宣扬；前往上海和汉口活动，并非搜集康有为的情报，而是另有所图；甚至，其日本之行的真正目的，并非刺康，而是别有动机。
如此高调地跨国刺杀康有为，实际上是一个重大部署。大清国以赌王刘学询为钓竿，以康有为为鱼饵，要钓的正是一条大鱼：日本……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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