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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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衣食住行四个维度观察中国的通胀问题，仅仅以货币因素来解释通胀上涨的原因，过多的以行政干预手段来管理通胀预期，在逻辑上本身就有缺陷的
在一季度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当前要
在对决策层“千方百计”的落实中，不仅包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和第四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包括相关部门用行政手段对于物价的直接干预。例如，发改委日前就召开了“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座谈会”，以约谈的形式，督促食品、饮料、百货商业、家用电器、酿酒、粮食、肉类等17家行业协会及商会做出不涨价的承诺，以稳定不断积累的通胀预期。但是对于政府部门此种直接干预价格的做法，企业界特别是民营企业并不十分认同。
对于不断加重的通胀压力（3月份CPI同比增幅已经升至5.4%），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运用各种手段实以干预，本无可厚非。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货币刺激，直接导致流通领域的货币媒介呈现了非常规增长态势，其本身也会助推通胀水平的上升。但若从更深层次和更长时间的视角来观察，恐怕问题并不能以货币单一因素来解释。
回顾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期间发生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但中国宏观经济依然可用高增长来描述，这十年间，中国的名义GDP由2001年的109655亿元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397983亿元，增幅为262.94%，GDP的年均实际增速也高达10.5%。照理说，宏观经济的良好表现，自然应该传导到微观层面上，居民的抗通胀能力也应水涨船高，但无论是官方的表态，还是民间的反映，均表现出对于通胀担忧的加重，如何解释这一变化呢？
我觉得还得从事关居民最基本的经济福利出发来分析：即十年间中国居民的衣、食、住、行究竟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原因何在？
首先，从通胀的分项来看，十年间居民的食和居受通胀税的影响最明显。以2000年12月份的物价指数为基数，2001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整体通胀物价水平上涨了25.5%（以CPI来衡量），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了73.2%，居住价格上涨了36.34%，衣着类价格下跌了12.22%，交通和通讯类价格水平下跌10.97%。
同期，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食品类支出的比重由2001年的37.94%降至2010年的34.99%；交通和通讯类支出的比重由8.61%升至15.52%；而衣着类支出和居住类支出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
上述两组数据反映出，十余年来，中国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行的问题解决得最好，该类支出增加，而价格水平下降，表明居民在行方面的福利有所改善；其次是衣的问题，支出比重变化不大，价格水平下降；而居民在行和衣两个方面福利的改善，和近年来中国汽车行业、铁路、公路建设以及纺织业出口的高增长大致能够对接上；相应居民在食和居两个方面则相对恶化，这又与近年来高房价和食品价格几次快速上涨互相呼应。（见图1：2001年与2010年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和分项通胀涨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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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001年与2010年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和分项通胀涨幅的情况 |
接下来再看看居民抗通胀能力的变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由2001年的6860元升至2010年的19109元，增幅为204.29%，其中消费性支出由2001年的5309元升至2010年的13472元，增幅为153.75%；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由2001年的2366升至2010年的5919元，增幅为150.16%。由此看见，居民收入的增幅明显小于GDP十余年间301.13%的增幅，居民微观层面的收入明显滞后于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见图2：中国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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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中国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速 |
在这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由2001年的16386亿元增长至83080亿元，增幅高达407.02%；财政支出由2001年18903亿元增至2010年89575亿元，增幅达373.87%，表明政府在经济总量高增长的蛋糕中，所占份额有所提升。（见图3：政府在经济中份额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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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政府在经济中份额快速增加 |
而按照GDP收入法计算，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19%升至2007年的32%（统计局相关数据只公布到2007年），相应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则由52%降至40%。（见图4：2001年与2007年间，中国GDP结构变化（按收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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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001年与2007年间，中国GDP结构变化（按收入法） |
这三组数据显示，伴随宏观经济的高增长，同政府和企业相比，居民在经济蛋糕中的份额是下降的，这样自然就会削弱居民抗通胀的能力，再加之医疗、教育、养老等诸多后顾之忧至今未能得以根本解决，直接导致中国居民的储蓄率由2001年的38.6%升至2010年的51.9%（平均每年增长1.3%），而存款负利率的长期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居民的货币购买力。（见图5：中国的储蓄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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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中国的储蓄率变化 |
在通胀压力和收入增长乏力之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进一步弱化了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抗通胀能力：按照王小鲁教授的最新研究，按照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收入的26倍，如此巨大收入差距，使得本已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居民收入，在结构上更是雪上加霜。
从上述衣、食、住、行四个维度来观察当今中国的通胀问题，仅仅以货币因素来解释通胀上涨的原因，过多的以行政干预手段来管理通胀预期，在逻辑上本身就有缺陷的。再来理解为什么“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的目标，和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增长15%、“十二五”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的目标，恐怕决策层有关未来经济调整中的大计自会跃然纸上。
因此，宏观管理部门虽然应该“千方百计”在通胀向恶性演变的苗头出现前将其捻灭，但如果仅限于此，只是在短期内将问题延后，在通胀的火焰外缠裹了更多的糖衣，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所以从根本而言，如何提高居民在经济增长蛋糕中的比重，如何尽快扭转已很严重的收入差距局面，才是“千方百计”中的大计所在，才能让居民的衣、食、住、行上的基本福利得以在实际意义上的改善。
（作者系财科所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E-mail：zhangtsxyq@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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