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锦文：经济转型的“首选动作”是发展新兴产业

　　⊙记者 李雁争 编辑 王晓华

　　上半年刚刚过去，“三荒两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还历历在目。下半年，传统企业的日子能好过些吗？在调结构的过程中，哪些行业能够受益？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剧锦文教授。

　　上海证券报：调结构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为什么今年经济结构调整显得格外迫切？

　　剧锦文：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以往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

　　为什么难以持续？考虑一下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就能明了原委。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依赖三个经济增长源：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很低，而这种低比例现状是中国经济失衡的核心所在。

　　为了弥补低消费的贡献不足，中国目前正严重依赖着其他两个增长源：贸易顺差增长以及投资增长。金融危机后，美国不愿看到其贸易赤字激增，而非核心欧洲国家也正在经历债务危机的阵痛，这对其贸易赤字是打压的。如果其他国家贸易赤字没有增加，那么中国欲实现贸易顺差增长，似乎并不容易。

　　如此一来，投资“不幸”地就只能担当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角色。而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也显示，各地的投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

　　投资带来的严重问题在于，它常常只能带来眼前的经济增长，但缺乏持续的渗透力。除非该投资的经济价值大于实际经济成本，否则其产生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就是昙花一现。

　　因此对中国而言，原有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正在减缓，新的驱动力有待培育。在培育新的驱动力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一些产业还是需要经历“阵痛”的。

　　上海证券报：在培育新的驱动力方面，市场的理解主要分两种：要么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它对应所谓的“大消费”概念；要么引导投资更多地转向新产业，提高中国固定资本存量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它对应“七大新兴产业”概念。您认为哪个潜力更大？

　　剧锦文：对于“大消费”的经济转型模式，目前还不宜期望过高。

　　驱动消费增长的基本因素，在于国民经济中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以及与消费形成互补关系的基础设施的供给。在过去两年财政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的基础设施供给出现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另外制约消费的劳动力收入增长缓慢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固化，决定了短期内中国消费需求虽继续增长可期，但对其幅度的期望不宜过大。

　　市场似乎一直有一个长期的误解，就是中国消费低的原因在于高储蓄率。一些新的研究结果显示，造成中国消费占比GDP长期偏低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实际上，GDP中的劳动者报酬在数值上一直非常接近于私人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劳动者报酬在2003年以来的8年时间中，一直稳定于85%的较高水平，这说明居民“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已经“消费”得差不多了。

　　消费占比偏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收入相对于GDP的占比出现了趋势性下降GDP收入法中的工资收入占比从2003的49.6%下降至2009年的38%；同期居民最终消费占比也由42%下降至35%。

　　不难看出，欲提高消费在GDP支出中的占比，意味着需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收入分配中的占比。

　　相对于消费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本存量在中国总固定资本存量中的占比提升更加值得期待。

　　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本质上是投资结构的调整。我们知道，用于投资的收入则是GDP收入法中的营业盈余以及固定资产折旧。1993年以来，中国（营业盈余+折旧）/固定资本形成的指标由0.82持续上升至2009年的1.12，营业盈余与折旧两部分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高达46%，至2009年，该笔资金约为1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折旧为5.1万亿元，营业盈余10.9万亿元，较高的折旧循环资金和企业利润构成了中国投资结构转型重要的资金保障。

　　因此，我不否认，大幅提高国内消费的占比对于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至为关键，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中长期大方向。但如果将时间框定在2011年，中国转型的“首选动作”仍是大力投资发展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