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日明：征税之手应受法律约束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答记者问时否认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是与民争利，他说：“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中，有记者提问，惊人的财政超收是否是与民争利。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否认这一质疑，表示财政收入的提高是由经济较快增长、物价上涨及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等因素形成的。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财政预算增长相对合理，与GDP增速相仿，在8-10%左右。但税收决算数却总是超过预算数的10%以上，年增长超过20%，是同期GDP增速的200%。一年的GDP产出就那么多，政府拿的多了，个人和企业拿到的自然就少。所以，财政超收是实实在在的与民争利，无半点可以争议之处。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谢部长的解释。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统一都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确实是近些年几次大的财政收入跃升的原因，例如土地出让金纳入预算内。但预算外移到预算内，只是税收负担的显性化。这只能说明，个人与企业的税负一直很重，而不能为当前财政收入增速过快的合法性提供支持。

　　中国赋役、税费的传统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所谓暗税、杂派，大多是法外或非法征收。原本就应该停止征收的暗税杂派，而今不仅没有停征，还被中央以预算内的名义将它们合法化。在与民争利方面，中央地方可谓一条心。

　　其次，当前中国，物价上涨确实会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因为中国税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并且从价征收，这使得财政收入随经济周期会呈现波动性。也正因为这种特性，在投资低迷及通货紧缩时，财政收入的增长也显得比较缓慢，财税部门才特别青睐高投资率和通货膨胀。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2009年，财政收入的决算数仅略高于预算数。因此，在经济增长滑坡时，财税部门会比较紧张，往往饥不择食地鼓吹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也是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进退失据的重要原因之一。

　　税收工具的本意在于为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筹集资金，其意在促进社会公平。谢旭人表示，财政收入增长以后，通过预算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以劳动报酬、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生产生活补贴等多种形式转移给了城乡居民个人。话是没错，但在当前，起到的却是负面效果。

　　近些年来的民生项目，包括保障房、医保、养老等，真正惠及到穷人的是少之又少。因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中，大量存在信息不对称及权力寻租现象。全体居民纳税、少数人享受福利几乎是所有社会福利都面临的局面，而这些少数人往往就是富人、特权阶层。以保障房、经适房为例，开宝马车住进经适房、保障房频现报端。这样的转移支付不仅没有促进社会公平，还加剧了贫富阶层的分化，亦即秦晖批评的负福利社会。

　　所谓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从这个角度，财政部的利益就是中央政府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总是财政部主导了中国的税收立法，为什么中央政府对年年财政收入决算大超预算熟视无睹。这也是经济结构转型迟迟无法推进的主要原因，要拉动内需、推进消费对GDP的贡献，就意味着让要居民手头有钱，政府就要让利于民。这更是为什么社会的怨气越来越重、社会冲突日渐激烈的重要原因。不管是失地农民，还是房奴、蚁族，抱怨的根本无非就是收入过低。

　　施莱弗等人曾提出政府的掠夺之手和扶助之手的概念，认为俄罗斯转轨之所以艰难在于政府更多是发挥了掠夺之手的功能，而中国改革的成功则得利于政府的扶持之手。今天中国越来越背离施莱弗的赞誉，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征收之手未受法律的束缚。只有将预算的制定置于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全国人大之手，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财税超收。就短期的税负之重，不管是结构性减税还是临时性减税，政府都可以尝试，但直接目标应该是让实际税负降下来，而不是越减税越超收。在减税的议题上，财政部不应再有更多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