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对于文物拍卖市场的推动与支撑

　　我于1974年调到国家文物局工作，负责的是传世文物，包括文物商店、文物出口等等。1983年以后我因为兴趣爱好又成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旁观者，从亲历者到旁观者一直到现在。最近两个月我想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我在“齐白石艺术国际论坛”上提出的“齐白石作品的市场价位给艺术评论、美术评论提供了量化的标准”，第二个观点是“文博对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推动与支撑”。

　　当前是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好形势，第一就是在文博部门领导和支持下出现的，因为92北京国际拍卖会是1992年10月11日在北京国际饭店剧场举办的，可容纳1200人的剧场，把2188件文物，上至商周，下至民国，包括官窑瓷器、齐白石书画、吴昌硕书画等等，推向了拍卖市场。这个举动是中国大陆第一场文物拍卖会，这场拍卖会是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副局长彭思齐亲自组织领导下进行的，他们成立组委会，征集文物编印中国大陆第一本拍卖图录。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文物艺术品拍卖师，彭思齐副局长亲自到香港请来艺术品拍卖师胡文棨先生主槌。这场拍卖会虽然成交只300万，但是这个开头以后，就引出来上海朵云轩1993年的800万成交，同时培养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第一位拍卖师。接着中国嘉德94年春拍首场拍卖会1300万，又有了翰海1994年的秋季首场拍卖会3300万的成交。这场拍卖会对文物政策是一个冲击，也是一个突破，从此以后才不断的修改、修订，不断补充文物出口的政策，文物的市场管理政策，直至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出台。

　　第二，国家文物局通过试点拍卖，取得经验全国推广，国家文物局根据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的情况，在1996年适时下发《关于1996年文物拍卖实行直管专营试点的实施意见》，规定：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四川翰雅文化精品拍卖行、北京荣宝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商盛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为文物艺术拍卖试点单位，通过试点摸索经验，然后在全国进行推广。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马自树先生以及李季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三，文博专家是拍卖企业的坚强后盾。在北京有三家大公司，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贸圣佳，他们把全国文博界最有威望、德艺双馨的老专家请出来当顾问，诸如：启功先生、谢稚柳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王世襄先生、朱家晋先生、耿宝昌先生、史树青先生、傅熹年先生以及章津才、秦公等。他们是有叫必到，有求必应，不求报酬，只为贡献。上海朵云轩1993年首场拍卖会，请了谢稚柳先生开锤，1994年嘉德春拍首拍请了徐邦达先生开锤。这些老先生帮助拍卖公司只讲贡献，不计报酬，甚至连车马费都拒收，他们的精神也鼓舞了我们拍卖行业的好多朋友。

　　第四，C字头的火漆印开辟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货源。水往低处流，货往高处走，随着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中国文物艺术品价格升高，过去流失到海外的文物艺术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大陆。国家文物局顺应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形势，在1996年适时刻制了C字头的火漆印，并且出台了：“文物拍卖企业在境外征集的文物拍卖标的，在境内滞留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如有特殊需要，应当办理延期手续，延期不得超过6个月。对于旅客进境时随身携带的文物报告海关登记，由文物管理部门鉴定开封，可以免除进口税收”的规定。这一规定击活了拍卖企业的能力，扩大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货源。

　　火漆印是国家文物局制定通知海关放行文物的一种标志。“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国家文物局为了贯彻国务院1974年132号《关于加强文物商业管理和贯彻文物保护政策的意见》的文件，落实文物商品出口要执行“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方针，刻制了一种六角形“鉴”字头的火漆印，这种火漆印只管文物出口，文物进口是不适用的。国家文物局根据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新情况，当机立断，刻制C字头火漆印，允许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可以进口，是一种明智的决策，不只扩大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货源，还吸引了大量珍贵文物的回流。

　　过去我们国家贫穷，文物只有出口，换取外汇。现在我们国家开始富强了，文物开始回流，这一出一进是两重天，是我们国力增强，人民富裕，文化提高的显现。珍贵文物的回流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还丰富补充了国有博物馆的陈列和收藏。

　　第五，文博的购藏引领了收藏热。当前的收藏热应该是有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以后才形成的，而真正的引起老百姓重视的是几个大价位的文物被博物馆收购，社会上再加上新闻媒体扩大的宣传，引起了收藏热。如北宋张先《十咏图》，1995年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同志带领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刘九庵先生，保管部主任高和同志，赶赴北京翰海拍卖现场购藏时，北京京广中心千人的拍卖大厅，座无虚席，《十咏图》以1980万元成交，影响甚大。经过新闻媒体的宣传，这是我们第一件突破千万的中国文物。2002年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推出米芾《研山铭》手卷时，国家文物局派出范世民、范庆柱两位代表前往购藏，首都大饭店拍卖大厅采访记者无数，仅电视台就有十多家，他们的摄像机如同长枪短炮排满全场，形成一种特殊的风景线。当拍卖师宣布2999万元，国家文物局代表范庆柱竞得时，全场热闹非凡。经过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这种收藏的意义，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嘉德公司推出的《出师颂》2200万元被故宫博物院收购。根据我现在的统计，全国已经有8家国有的博物馆购藏了35件宗文件，比如上海收藏的“翁氏藏书”是一宗、《淳化阁帖》是一宗。这些文物当时拍卖时，大家都觉得贵，现在看起来都便宜了。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拿来市场再重新重拍，现在的中国文物最高价位绝不是《砥柱铭》，而应该是张先《十咏图》、“翁氏藏书”、《淳化阁帖》、《研山铭》等等，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受惠者是文博单位，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主要文物都进了博物馆，我们国有资产增值了，我们这个国家突然在世界上富了，没有拍卖这个环节是实现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