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者”厉以宁

　　有人说，批评政府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但是，批评的分量和效果却因批评者的身份与时机的选择大相径庭：有的如轻风拂面不痛不痒，有的如遍地撒网泥沙俱下，有的激烈但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有的批评则为了给出建议，最终能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反响，甚至能影响政府决策。

　　厉以宁显然属于后者。他最近的批评矛头直接对准了央行及其货币政策委员会，他直言不讳甚至有些尖锐地认为，2011年的宏观调控政策错过了最佳时机。

　　作为当代中国泰斗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还有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尤其是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执教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有些学生已经进入中国决策层，因此他的言论备受市场关注，更让人充满期待。

　　书生误国？

　　3月21日，厉以宁在北大为学员作报告，解读全国两会经济政策热点时说：“联想到去年两会，当时有代表提出尽管通胀很厉害，但货币政策要适度。结果货币政策直到去年第四季度才开始转，这就表明错过了时机，如果第二季度就开始松了，中国经济不会搞成这样子。”

　　他甚至还透露，与会代表直接指责货币政策委员会“书生误国”，到货币很紧的时候，这些书生竟还在说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上调空间。

　　如果持续跟踪厉以宁的言论的话，就会发现他对此轮央行抑制通货膨胀的举措，早就有批评，并有自己的政策主张。

　　2011年年末，也是在北京大学的一个论坛上，厉以宁说：“全世界没见过的，一个月提高一次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认为，这样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给企业造成了伤害。

　　厉以宁分析认为，此轮通货膨胀的来临，不同于以往。上世纪90年代的通货膨胀是投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一紧缩就管用了。而这次通货膨胀，有投资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国际输入性通胀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这次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他说，我国在货币总量的控制上，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货币流通正常水平可以算出来，但中国不是这个情况。因为中国是双重转型国家，一是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

　　“农民进入城市并被卷入市场，因为他们在农村不要货币，是自给自足的，现在货币需求量会增大。还有作为一个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流通渠道不是通畅的，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流通速度没那么快。”

　　厉以宁此番批评，除了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曾经的理论设计者之一，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内在路径的洞察，这显然与目前的货币决策者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难怪他批评目前的货币决策是“书生误国”了。

　　事实上，事态发展已经初步印证了厉以宁的远见：去年下半年东南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陷入危机，许多民营老板跑路，铁路工程因为缺乏资金大面积停工，直至今年以来外贸形势严峻，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老而弥坚

　　厉以宁虽然已年届80高龄，但是其演讲常常配合有力的手势，气势凌厉不下年轻人。

　　早年，他在几次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的大辩论中，勇闯产权禁区，把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都彰显出他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多次重大经济决策出台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历史变迁中打上的烙印，博得“厉股份”和“厉民生”的称号。

　　当然他的思想也有屡遭挫折的时候，最为典型的要算其呼吁奔走促使中央连续出台“非公36条”和“新36条”。

　　从2003年开始，厉以宁带队全国政协民营经济调查组，重点对辽宁、广东等地民企做了大量调查，汇成《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报告。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这份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200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

　　然而，由于重大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上政策基本停留在纸面，现实中，民营经济生存状况愈加困难。

　　事实上，厉以宁在许多重大改革领域屡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在房地产领域，他就不赞同目前的限购政策，而主张限售。

　　他主张学新加坡的经验，买房子可以，但是买了之后再卖就要受限制。比如如果买了一年之内就卖，就要缴很重的税，按房价的比重，要缴到16%的税，第二年再降低为12%。

　　“不要再过分强调限购，过分强调限购会带来一些问题，作为短期政策可以，长期不行。”他说。

　　在保障房改革中，他主张增加保障房的供应以保证大多数人的需求，但他不主张政府直接去建保障房，要用政府采购的办法解决保障房。

　　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他主张改革土地制度，给农民财产权，至少宅基地可以抵押融资，而宅基地上的小产权房可以出租。

　　在他最为倾心的民营企业领域他的批评更是痛快淋漓，在3月21日的报告演讲中，提到民营经济的负担，他称，民企最大的困难是税费负担重和社会公关成本高。现在已经不流行送烟酒红包了，当下盛行的是送“出国游和冬虫夏草”。

　　在中国当前的知识界，批评者不少，但具有真知灼见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之声则非常稀少。而厉以宁的批评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的批评直接针对某个政策或者某个部门，而且其批评之后就有现实可操作的意见。另外，厉的批评还有一个特点是，其思路还在当下政策的总体框架之内，这样就往往容易被决策者所接受。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好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相对超然于各方利益，并能选择恰当的时机扮演“批评者”的角色。在这方面，厉以宁无疑非常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