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中国行 僵硬时代的冷漠表情

　　禾刀

　　1974年4月12日，当受邀访问中国的罗兰·巴尔特抵达北京后，落入眼帘的第一幕是“年轻的军人：对一切都面无表情，微笑”。

　　历时23天，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西安等地，参观了工厂、学校、居民区、革命遗址、书店等等。虽然历时之长，抵达地点之广，参观单位之多，但随着机械式地重复，特别是填鸭式地灌输，罗兰·巴尔特越来越反感这种被严格规制化的僵硬生活：重复下的俗套，堵起胸中的块垒。越是往后，越有一种只是地点、人物和空间的简单流转，一切晃若先前。

　　这是怎样的一种程式？从罗兰·巴尔特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一成不变的格式：路线预先设定、导游的宣传、受参观单位领导字正腔圆的理论灌输、解说员总是拿新旧社会对比搬出大堆数据的陈词滥调、工人或居民一致地高觉悟拥护。所有的一切，就像是早就排练好，就等着参观者前来“欣赏”，看不出一丝纰漏，当然干涩的程式化让人感觉味同嚼蜡。

　　很显然，1974年的中国，审美观已经遭到严重扭曲。公众那原应当丰富的审美情趣，被简单和一致所取代。至少在罗兰·巴尔特这些外国参观者眼里，所有人只是按照既定程序，做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规定动作。他们努力表达和最终呈现出来的，事实上除了俗套外毫无审美情趣可言。

　　罗兰·巴尔特的日记特别擅长观察外表，看似三言两语，却将场景气氛概括得一清二楚。这些外表包括衣着颜色的单调（除了军装绿就是作为工作服的海军蓝），还包括表情的单一，刻意渲染的仇恨或欢笑，严重扯动着脸部肌肉。正是对外表感受至深，罗兰·巴尔特对话剧也没忘记幽他一默。观看的那个话剧《杜鹃山》，“不仅对话夸张”，还“过分化妆”，从外表看已经严重扭曲。

　　这种审美的扭曲不仅仅表现在成人社会，还不可避免地波及孩子们。孩子们努力表演着那些与他们年龄极不相称的节目，“儿童就像是为成年人演出的节目”。由此，罗兰·巴尔特又深深感到，“被儿童化的成年人。被成年化的儿童在使成年人儿童化”。

　　每个人的脸上总像罩着一层面纱，而在这层面纱的后面，才是他们真实的面孔。书的菲页撷取了日记中的这样一段话：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旁边的小伙子是谁？他白天做什么？他的房间是怎样的？他在想什么？

　　最可悲的莫过于，面对这样认知颠倒是非错位下的滑稽，局外人一目了然且倍感不适应和郁闷，作为局内人的那些被参观者，到底是真的不知自得其乐，还是因为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呢？罗兰·巴尔特并未给出最为直接的答案，他只是想凭借尽可能的事实呈现，让读者从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同是局外人，晚清时在中国呆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情》一书中曾写道：中国人表面上很有勇气，其实是一群戏剧化的人。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做剧院里的演员。无论中国人做什么，其意识中都是为了在表面保存脸面不受责备。可惜史密斯没有预见未来的“神通”，如果他有幸穿越到罗兰·巴尔特访问中国的这个年代，面对这些程式化的“表演”，他真会继续得出，戏剧化的中国人只是因为脸面不受责备的结论吗？

　　罗兰·巴尔特不厌其烦地用“俗套”来概括他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切。俗套，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够真实，不够真实是因为他们面临随时可能降临的恐惧。而还原真实的生活，就必须消除这样的恐惧。而消除这样的恐惧，首先就在于权力的祛魅，让权力回归于正常逻辑水平。这种回归意味着什么？一是力量的平衡与制约，二是群众的严格监督与体系的科学淘洗。很显然，这两点在那个年代难觅影踪。

　　用今天的眼光看去，1974年的中国是一个无处不显僵硬的时代。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里，人们的精神领域实际上正在遭遇现实的幻灭。狂热的精神崇拜过后，日益稀缺的物质生活浮出水面，实际上正严重困扰着许多家庭。特别是那些因为政治原因遭到迫害打击者，正处于深重困苦之中。当“异见”、“异己”者被严加打击，当权威不受制约，威权便成为了凌驾社会一切的“杀威棒”。在威权面前，慑于随时可能面临的恐惧，每个人只能顺应“潮流”，努力隐藏自己的真实面孔。不过，显然这样的隐藏并不能真正改变社会的现实，也不可能轻易蒙蔽那些远道而来、审美伦理本当正常的局外人。

　　事实上，在结束本次参观后，罗兰·巴尔特便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名为《中国，没有乌托邦》，或许，这才是罗兰·巴尔特的中国之行的真正“收获”，也是本书对读者的真正启迪。

　　（本文作者系独立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