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玉器：资本与玉器制作结合的畸形产品

　　如果没有天价汉代玉器的传言，邳州仿古玉器行业还算不上全国闻名。这里有5万人在从事玉器的制作，但其中3/4的人都是在从事廉价的低端玉器。邳州只是从属于安徽蚌埠的一个仿古玉器二级制作基地。2.2亿元的天价玉器，是庞大资本与弱小的玉器制作业首尾结合后的畸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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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落的农民产业

　　一块灰绿色的石头被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攥在手里打磨。他面前的玉雕机管道口和水槽内堆满了厚厚的白色石粉。为了保证造型的准确，必须有冰凉的水流不断冲刷着正在打磨的石像。石像上沾满了灰白色的泥浆，这看起来和传说中温润的玉石相差甚远。实际上，在当地生产者的眼里，这种被称为岫玉的石头本来也算不上玉石。因为质地太软，在打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但由于价格便宜，在邳州这种材质的玉石产品几乎占了整个生产量的3/4。

　　正在打磨的石像是一尊貔貅——一种传说中可以守住财源的古代瑞兽。如果不是被介绍这就是玉雕车间，初来者可能对这个空间产生各种与玉石毫不相关的猜想。地上堆满了破旧的藤编箩筐，以及各种生锈的农具，还有切割后剩下的形状各异的碎石。正在工作的玉雕机也像行将末路的废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浑身披挂着仿佛权宜之计的物品——为防止切割软玉时大量粉尘飞扬，机器外搭了一层塑料布。机身右侧外挂着一塑料壶凉水，通过塑料管道冲洗石像。

　　彭元连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入邳州玉雕厂，算是本地最早从事玉雕业的“元老”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做玉雕是一个很苦的活。”粉尘对身体有害，南方的冬天冰寒彻骨，打磨的工人要整天赤手接触凉水。即便有机械的动力，要把一块顽石切割出模样，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本刊记者看到这位工人手里的貔貅，即便只有一本书大小，完成切割也要两天的时间。脸上、身上都沾着白色粉末的工人们，穿着长长的围裙，戴着塑胶的长臂袖套，在昏天黑地的车间里，就着昏黄的灯光，戴着耳机听着“山寨”手机音乐，度过这个枯燥、冰冷的过程。“这是一个农民产业，邳州从事这个行业的都是农民。只有大量的农民工才能把这个行业延续下去。”彭元连对本刊记者说。

　　徐州玉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李维翰告诉本刊记者，玉器加工分为现代玉器和古代玉器。前者的衡量标准是料好、工好，没有什么做假的空间。古代玉器能满足人们爱好古文化的情感，但因为数量有限，真正懂得古代玉器的人凤毛麟角，因此市场极小。仿古玉器成为弥补这种缺憾的一种旁支产业，但一开始就不登大雅之堂。彭元连记得，邳州最早的仿古玉器是县城附近的一座山上挖出了汉墓，当地农民从墓中扒拉出一些碎片，拿到玉雕厂请他们帮忙仿制。“我们当时都很看不起这种行为。”彭元连说。

　　彭元连自己的玉雕作坊叫慧峰玉雕厂，也是主营仿古玉器。厂里聘请了两名大学生做电脑的花纹设计，14台玉雕机，还有两台切割机，在当地已经算颇具规模的作坊。通常用两类机器就可以完成一个玉雕厂的组建：切割机和玉雕机。前者是一个约两人高的长臂机械。慧峰玉雕厂的院子里就有一台，长臂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齿轮圆盘，虽然常年放置在露天院子中，已经生满铁锈，但对切割并不贵重的岫玉来说，它依然胜任。玉雕机则是房间内几台像小型书桌大小的长方形工作台。假山一样高大的灰色岫玉被切割后，根据加工产品的不同，它们分别被不同钻头的雕刻机打磨。如果是圭璧这样的薄片式玉器，钻头像缝纫机一样垂直地把花纹缀到玉片上。如果是立体式的摆件或者人物花鸟，钻头则是平行的像牙医器械一样的工具。工业化的发展是这个行业在邳州遍地开花的物质保障。彭元连告诉本刊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台玉雕机要近4000元一台，但现在不到2000元就可以买到。另一种更昂贵的机器，曾经要8万元，但现在价格是原来的1/8。

　　打磨之后，它们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沾染上古色古香的气韵，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生产链条。先是抛光，然后用化学品做旧，最后为了效果逼真，有的玉器还要涂泥，有时甚至就是汉代墓葬里的泥土……邳州另一位常年从事玉雕行业的商人李元(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在仿古玉雕行情最好的时候，邳州的生产链曾经延长到了抛光这一环，但现在，大多数玉雕作坊都回到最单纯的毛坯制作阶段。彭元连说，这些貔貅将运到安徽蚌埠进行后期的做旧处理。那里是仿古玉器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流转地，集聚了更大的市场，邳州只是它下属的一个生产基地。

　　正如彭元连所说，仿古玉器是一个农民产业。不管是安徽蚌埠还是邳州，从事这一行业的都是不甘于被微薄的土地收入所束缚的农民。由农而工的梦想，是仿古玉器产业蔓延的背后动力。彭元连告诉本刊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邳州的玉雕业就开始向外进行人才输出，连云港和山东徐州下属的一个区，都有邳州人去办的玉雕厂。当时吸引人的招工条件都是转为城市户口。彭元连说自己当年也是以农工的身份进入邳州玉雕厂，就是想获得一个转为城市居民的身份，但直到最后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垮掉，他仍然没能完成“农转非”的跨越。

　　到如今，当地约有5万人在从事这个行业，但产业依然是以作坊式分散经营的方式存在。庞大的、并未找到致富之门的农民群体，仍然是这个行业低廉劳动力的充沛来源。在邳州形成了一系列制作仿古玉器的村落，并以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蔓延。彭元连说，自从他开始做玉雕之后，自己的妻子、妹妹，还有儿子，都从事了这一行业，他们整个家族，至少已经衍生出了7家玉雕作坊。

　　彭元连的工厂在李口村委会旁边的一条偏僻村道边。李口村是这里最初自发形成的市场，可以算是与安徽蚌埠大市场对接的本地市场。记者来到市场是星期四的下午，天气阴沉，鳞次栉比的玉器店面，约有一半店面大门紧闭，开着门的也人烟萧条。虽然产业已有30多年历史，但依然没有形成一条明晰的产业链条。这里的作坊主们，一边是制造商，一边也是业务员。因此玉器街道市场的时间分为两部分：周一到周三，是店面营业时间，等买主上门;后半周的时间则是到全国各地跑市场。他们大多在各地的古玩市场有一个便宜的摊位，据说行业协会的人估计，邳州约有5000～6000人的销售队伍。

　　对这些人来说，最近的生意可能是一个既微妙又尴尬的时刻。因为天价玉凳事件，名不见经传的底层制作基地邳州成为仿古玉器的知名产地，但对这个以“跑老件”为销售目标的人来说，邳州出的玉器被蒙上了赝品的阴影。

　　天价玉器风波

　　赵军(化名)也在外地跑货，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正在天津，短期内也不会回家。一方面是因为如今的市场行情不好，要为自己的玉雕产品找到合适的买家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传说中天价汉代玉器的制作者，他遭到了蜂拥而至的各路媒体的追访。这让他困惑又烦躁。他现在不接任何陌生的电话，也不轻易向人透露自己的行踪。

　　2011年初，被拍出2.2亿元天价的一套汉代梳妆台和凳子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但在2012年2月初，网络论坛上一个帖子称：这套天价玉器产自江苏邳州，是由当地一位赵姓老板在2010年历时一年多制作出的赝品。在此后记者的追访中，赵军和当地的玉器协会会长汪如棉都承认这一说法。他们还为这套玉器的流出补充了一些细节：先是以17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邳州“跑老件”的人，然后又以280万元价格倒手给了石家庄的买家。此后的玉凳再出现的故事就是故宫(微博)的鉴定专家周南泉为玉器真假背书，认为这套玉器无论从玉质、颜色还是工艺、纹饰看都是汉代的东西，因此将该拍品取名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梳妆台、坐凳(两件)”。最终，在中嘉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上，这套玉器定价为1.8亿元，最终拍出了2.2亿元。

　　在徐州当地正统的收藏界和学术界，这套玉器被认证为汉代遗存是个显而易见的笑话，是对当地悠久汉代历史的反讽。徐州玉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李维翰告诉本刊记者：“玉文化从来没有断过的，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而战国和两汉时期是玉器文化的一个高峰。汉玉是高古玉器和古代玉器的分界点，具有玉文化历史的里程碑意义，仅玉器品种就达到7300多种。”徐州和邳州地区则是两汉文化的重镇。1994到1995年发掘出的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了闻名全国的金缕玉衣等一大批珍贵玉器，使徐州博物馆有能力开辟出国内唯一的汉玉专题展室。作为徐州的一个卫星县，60多公里外的邳州也有大量的汉墓，当地农民是这些汉墓最早的发掘者。徐州师范学院副教授于盛庭对汉代历史颇有研究。他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去当地的汉墓群看过，一个一个深约3～5米的墓坑已被挖开，中间的小路像田埂一样细，走在上面都怕摔下去。当时能从当地农民手中收购到很便宜的汉代玉器，“一块白玉的出廓璧，只需不到3000元”。

　　这些学者自豪于徐州的悠久历史，他们觉得有义务维护汉文化的正统性。这也是他们对这套庞大的玉器被专家鉴定为汉代遗存愤怒的原因。他们认为，已经发掘出的汉代墓葬群，已经为汉代的服饰定下了标准。仅根据服饰来推断，汉代就没有凳子这类坐具。“因为古代人穿的是上下连体的深衣，里面只有遮不住屁股的经衣。这种坐姿极为不雅，即使在卧室里也不能这样做。汉代虽然有裤子，但为方便便溺，男女内裤都是开裆的。如果这是汉代的梳妆台，妇女要踞坐梳妆，岂不是要闹离婚的大乱子。”于盛庭对本刊记者说。

　　北京的收藏名家马未都也从这个角度对这套玉器的真假做出了判断：“我们的起居中席地坐转为垂足坐是在汉唐之际逐渐完成的。‘汉代玉凳’大大突破了历史框架，说假都说高了，这是完全臆造的一个东西。文物鉴定到目前为止并不科学，但也不是无规律可寻。文物鉴定为标型学，标准的存在极为重要，标准构成历史的框架，凡出了框架即可认定伪作。历史的框架说起来很虚，其实很实在。举例说明，手机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产物，凡冲出这一框架即是错误。这个框架今天谁都明白，但2000年以后的人可能除了专家谁都不明白这条线应画在哪里。”

　　因为资本的薄弱，邳州仿古玉器业的产品标准一直为市场左右，“市场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因此从未在生产阶段留下过什么行规。但邳州玉雕业最早的从业者也保持着对历史的敬畏感和认知底线。彭元连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了邳州的玉雕厂。他对本刊记者回忆，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玉雕产品都是通过外贸公司出口国外。“外贸公司的标准很严格，验货的人都是大学生，对古代玉器也懂。能通过检验的产品首先要料好，那个时候丢掉的料都比现在好。还要工艺精细，而且要符合玉器的朝代特征。”因此在邳州工艺美术品公司办玉雕厂时，他还专门请专家来给玉雕工人讲课，不同朝代马的骨节是什么样，画瓶、花草的样式又是什么。彭元连如今经营着自己的玉雕厂。虽然已经聘请大学生用电脑绘图，但在年轻的绘图员身后的玻璃柜台上，还堆放一些有关玉器的古籍，作为绘图时的指导。彭元连学历不高，但他家中的书柜中有一大摞关于中国古文化的书籍，《中国传世名画》、《中国人物鉴赏名画》、《百手图》……彭元连说，既然搞这一行，必须要了解哪个朝代发展成什么样，看到有关的书籍就都会买。这些书上有对历史细节的基本描述。甚至还必须要懂中国文字的发展史，所以他还买了甲骨文的图例画册。“现在的工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小孩，你要指导他，就必须有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