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莱茵河重金属奔流

　　本报记者 郭丽萍 发自长沙、株洲

　　3月20日，环保部、发改委、工信部和国家安监总局等九部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2012年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

　　重金属污染被列为重中之重。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要以最严厉的措施整治重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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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还显示，全国每年因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相当于广东一年的粮食产量，可以养活常住珠三角的4000万人口。

　　湖南素称“有色金属之乡”，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量亦居全国首列。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湘江流域汞、镉、铅、砷的排放量，就分别占到了全国排放量的54.5%、37%、6.0%和14.1%。

　　无疑，湖南亦将成为2012年环保专项行动中重金属污染整治的重中之重。

　　2011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全国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方案》规划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计划到“十二五”末，湘江流域内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和重金属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50%。

　　就在《方案》实施一年之际，有媒体披露，去年以来，湖南省郴州市各大医院以各种理由停止了对儿童血铅项目的检测。当地媒体曝光此事，却被指“添乱”，要求删除文章并作检查。郴州市民推测，也许是政府担心血铅检测的结果会影响到当地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从而默许相关医院以设备损坏为由搪塞市民的检测申请。

　　各种迹象表明，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从规划到真正落实，面临着重重困难。

　　伤不起的镉超标

　　株洲市马家河镇新马村，镉污染的幽灵依然渗透在这个湘江边村子的水里、土壤里甚至村民的身体里。

　　2006年农历正月，66岁的罗少坤在长期的腿脚乏力、腹胀腹痛后，在未查出病因的情况下去世。紧接着，又有十几位村民出现不同程度的腹痛、呕吐、关节疼痛等症状，经化验发现，原因为镉中毒。

　　恐慌在有着近2000人口的新马村蔓延。经村民请愿，政府组织村民进行了集体体检。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尿镉、血镉超标，其中近200人达到严重程度。

　　一般认为，尿镉正常值为小于5μg/g肌酐，血镉临界值为10μg/L。新马村大多数村民的检测结果都达到了15~30μg/g肌酐。查得镉超标的村民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腹痛腹胀、头痛、筋骨痛、抽筋等症状，一部分村民患有肾结石、肾积水、高血压、心脏病等。

　　在工业中，镉主要用于金属的电镀，对碱性物质的防腐蚀能力强。但镉不是人体的必需元素，毒性较大。这个隐形杀手通过被污染的空气、水和食物进入人体，对肾脏、骨骼造成损害。日本、中国广西都曾因出现过镉中毒引发的“痛痛病”。

　　经过抽查和检测，新马村以及隔壁的中路村3个村民小组的土地镉超标达到100%，稻谷镉超标93%，叶类菜超标80%。元凶被村民锁定为龙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实业）。

　　龙腾实业1996年经当地职能部门审批在新马村办厂，主要经营摩托车配件的电镀。村民郭建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龙腾实业建厂以来，部分有毒废渣就隐埋于厂内的暗井中，工厂废水长年直接排入湘江，部分管道破裂的地方，废水甚至直接渗进村里的农田。住在工厂隔壁的一户村民成为直接的受害者，一家九口人就有一人死亡八人住院。

　　镉污染事件曝光之初，政府让村民停止饮用地下水，改为每天几次为村民免费不限量地发放纯净水。但是免费供水只持续了三个月，只得由有条件的村民，开上农用车到市区拉自来水，再以每担一块钱的价格卖给其他村民。市区里买来的有限、昂贵的自来水主要用于饮用、洗菜、做饭，其他的洗澡、洗衣服等，还是抽受镉污染的地下水。

　　对于一些无经济来源且家里供着病人的村民来说，几十块钱的水钱是笔不小的开销，但为了孩子的健康，只能从牙缝里挤。

　　村民表示，由于水、土壤镉超标，赤脚在水田里站上半个小时，脚就会发痒。当地政府早已要求村民不要再种稻谷，这更切断了新马村村民本就有限的经济来源。几年过去，耕地成了荒草地。

　　原本默默无名的新马村与镉联系到一起后，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污染村，闻者色变。村里种的青菜，除了自家吃，村民也偶将青菜卖到市区。“要扯个谎，‘不是新马村的菜’，说新马的就没人买了。”一位罗姓村民说。

　　与新马村的青菜一样滞销的还有新马村的男青年。村民诉苦：“村里的年轻人对象很难找。外边的女的知道新马村的情况，都不肯嫁过来。”

　　在国内各处传出各种抗拆、强拆悲剧的背景下，因为镉污染在短期内无法恢复，新马村的村民更多的则是盼着政府能兑现早几年的承诺，征收村里的土地，将村民集体迁至别处。早两年村民听说“要来征收土地建制造厂了”，但是政府的大手一偏，选址却落到别的村去了。也正是在这种似迁非迁的等待中，新马村的基础建设配套也落到了已经通公路、通自来水的邻村之后。

　　最让村民担忧的还是癌症这个阴影，已经去世的村民多数与癌症有关。郭建国曾做过统计，2003~2006年间，就有18位村名患上癌症，均为肺癌、肝癌、胃癌、卵巢癌等，如今都已不在人世。

　　去年，又有一位村民因癌症去世—年仅28岁。

　　清水塘不“清”

　　新马村的镉超标，只是株洲市乃至整个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一个缩影。

　　株洲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是“一五”、“二五”时期重点建设的8个工业城市之一。株洲官网的“印象株洲”栏目里介绍道：“株洲是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硬质合金研制基地、电动汽车研制基地。”当然，介绍里没有告诉公众，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同时也面临着亚洲级甚至是世界级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新马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当地有一句民谣，八个字即描述了株洲市区的情况：东穷，西富，南商，北毒。

　　被冠以“北毒”的，正是位于株洲北部石峰区的清水塘工业区。清水塘工业区紧靠湘江边，在约16平方公里的面积内，3家大型央企和180家大小企业，以冶炼、化工两大产业为主。据统计，该区域内有规模以上化工、有色冶炼企业30多家，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废气、废渣中的铅、镉、砷、汞等，是株洲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

　　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株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姜玉泉呼吁，尽快处理株洲市区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姜玉泉指出，监测结果表明，株洲市区土壤重金属污染较为普遍，其中镉污染非常严重，治理任务十分紧迫。由于重污染区范围内的耕地土壤和农作物镉等重金属含量超标严重，短期内土壤无法得到恢复，耕地不宜再种植水稻、蔬菜等食用农作物，村民所种植的蔬菜、稻谷不宜再食用。从现实情况来看，对长期受镉等重金属污染区域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不能从根本上切断村民通过食物链摄入重金属的渠道，不能使村民减少或脱离重金属的接触，难以达到彻底根治的目的。

　　“十一五”期间，株冶集团、株化集团等企业采取技术改造的措施，以减少重金属污染源。同时，落后产能被淘汰，清水塘工业区关停了12家小炼铟厂、18家其他冶炼企业，关停严重污染环境的23家化工、炼焦企业。据官方统计，2010年和2005年相比，株洲市汞、镉、铅、砷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80%、36%、67%、91%；空气污染综合指数下降51%，废水排放总量下降58%。

　　株洲一名当地人告诉记者：“以前清水塘一带恶臭扑鼻。虽然这两年好一点，但本地人还是不愿意到那附近买房。”

　　2011年7月，株洲市政府制定的《清水塘工业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总体实施方案》通过专家组的评审。该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将清水塘工业区打造成国家重金属污染治理示范区和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样板，用10年时间，建设成为工业繁荣、生活和谐、环境优美的生态工业新城，并提出了清水塘生态工业新城“一心二园、二湖四廊、四组团”的总体规划，以及实施“水体污染治理、土壤（废渣）治理、居民避险安置、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攻关与监管能力建设”六大工程。

　　按照设计的总体目标，治理后的清水塘将实现重金属污染物零排放，为此，冶金、重化工等初级加工将被淘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2011年底，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重金属污染治理重点工程正式启动，有39家中小企业被关停或搬迁。据了解，关停、搬迁的中小企业，多是已被国家工信部列为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落后的工业企业。也有部分企业因地处环境敏感区、污染扰民、与城市发展规划定位不符而关停、搬迁。据官方测算，关停、搬迁39家中小企业，一年可削减废水中含铅量337.9公斤、砷706.5公斤、镉166.8公斤，削减废气中铅尘41.12吨、镉尘5.81吨、砷尘4.44吨。

　　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雷鸣在《清水塘工业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总体实施方案》评审会上对搬迁能否根本解决污染问题提出了质疑，雷教授认为，不能一搬了之。如果搬走的企业还是采取过去的传统技术生产，毫无疑问，仅仅是转移了污染源而已。搬走的企业，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不对当地的环境再次产生破坏，才是治理的根本问题。

　　2011年8月，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在株洲清水塘启动之时，株洲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群对媒体表示：“我现在的心情很纠结，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忐忑》，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工作，不仅要‘控新治旧’，还要‘还债’。比如说清水塘地区的基础设施、老百姓的避险工程，这些是欠了老百姓的，我们要把碧水蓝天还给当地老百姓。而清水塘治理的焦点是该地区老百姓的身体健康问题，需要攻克的难点是技术和资金的问题，关键在于该地区产业不应该是简单的升级，而是必须做到绿色搬迁。”

　　湘江不能承受之重

　　2011年，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谢立举行发布会向媒体表示，湖南省支柱产业有色金属产业，产业规模和综合实力均位居全国前列。2010年，湖南省十种有色金属产量249.3万吨，居全国第三位，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967亿元，居全国第六位。

　　迅猛发展的背后，“有色金属之乡”湖南也面临着环境污染重等问题。谢立指出，铅、镉在湖南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中所占比重分别为80%、90%，致使一些河流、土壤存在环境安全隐患，并引发群体性环境污染事件。

　　其中，被誉为湖南“母亲河”的湘江，曾被人们称为东方莱茵河，承载了大部分的污染。据公开资料显示，湘江流域的八个市，集中了湖南省6成人口和7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沿岸工业的开发，大量工业污水直排入江，导致湘江成为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重金属多半是以环境污染领域的定义为准。对生物有明显毒性的金属或类金属元素即视为重金属，汞、镉、铅、铬、锌、铜、钴、镍、锡、砷等。一旦人体摄入摄入过量重金属，不仅会引发胃病、恶心、呕吐、腹泻等，还将导致血液、肺、肾、脑、胰腺以及骨骼等综合性疾病。此外，它还可能使得人类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受到损害，直至死亡。对于儿童以及未出生的婴儿，伤害犹大。

　　1966年，湘江检测出铬、铅、锰、锌、砷等重金属；1978年，湘江已成国内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根据湖南省环保局1981-2000年湘江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总体水质在自上世纪90年代就呈现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株洲、湘潭和长沙河段污染最为严重。

　　2000年之后，湘江污染呈现新的特征。资料显示，“十五”规划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位居全国首位；砷名列甘肃之后居第二位。在“长株潭”城市群中，以万元产值排水量为例，湘潭、株洲2个城市的万元产值排水量位列全国113个重点城市前5位，仅低于四川泸州、广西南宁。

　　作为湖南的母亲河，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所带来的后果正在恶化。有媒体作过报道，湘江流域局部的正常供水被打断，流域内4000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因重金属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的事故时有发生；鱼类大幅减少，数以千亩计的农田不能耕种，有相当地域的鱼类、粮食、蔬菜不能食用。

　　2006年初，湖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曾专门对湘江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过调研。结论是，凡湘江河段靠近重要厂矿的区域，重金属污染都很严重。到2005年，仅工矿业排入湘江的废水就达4.57亿吨，已经达到湘江承受的极限。虽然汞的排放有所下降，但随着镉、砷的排放上升，工业废水中所含的重金属总量，仍然连年居高不下。

　　仅2006年，湖南省大小环境污染事故就有145起，其中较大以上的污染事故达17起。2009年，数千名村民上街游行，抗议当地一家化工厂超标排放污染物质，造成5名村民死亡，数百名村民镉超标。这是当年中国环境污染的标志性事件。

　　“湘江所受的重金属污染，已到了非治不可、刻不容缓的地步。”在实地调研和听取汇报之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曾如此表态。2011年3月底，国务院近期已批准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随着一系列针对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动作的展开，有关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又到了一个临界点。

　　治污陷入资金困境

　　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长沙七宝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岳阳原桃林铅锌矿等七大重点区域，被《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列为工作重点。

　　自2011年3月国务院批复《方案》以来，湖南省政府出台了《工作方案》《湖南省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管理办法》《湖南省重金属污染治理规划实施考核办法》，批准了“重金属污染治理省级配套资金筹措方案”，每年将筹集省级配套资金4亿元用于重金属污染治理。

　　根据2015年湘江流域涉重金属企业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均减少50%的目标，为改变有色、化工等涉重金属行业“散、小、乱”的状况，湖南省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湘江流域总计淘汰关闭涉重金属企业661家，启动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83个，总投资达97.2亿元，落实中央和省级重金属污染治理资金18.369亿元。

　　其中，株洲市在清水塘工业区治理上，宣布投入476亿元治污，在2014年前整体异地搬迁6万余名居民，涉及石峰区清水塘片区和天元区新马片区总共27个行政村。

　　清水塘重工业区位于长沙、湘潭、岳阳等城市上游，只有进行整体搬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对城市群生态安全的威胁。到今年年底，株洲计划关停并转企业70家，其中关停15家企业，淘汰22家企业，推出8家企业，搬离25家企业。株冶继续实施技术升级项目。由攸县和茶陵科学布局专业园区，承接清水塘重点企业的搬迁、新建。

　　如此大规模的搬迁，亦伴生着诸如搬迁以后企业的用地问题，企业搬迁费用和移民安置等问题。

　　今年的“两会”上，湖南代表团以全团名义提交了《关于支持湖南省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实施产业升级企业整体绿色外迁建议》，请求中央对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实施整体绿色外迁给予资金支持和相关政策支持。

　　经测算，整体绿色外迁需资金约483亿元，约有8450人需要重新进行就业安置，2.7万农民需要进行避险安置，资金缺口和人员安置压力较大。此外，清水塘地区污染整治包括“三废”处理、水体净化、土壤修复等，环境修复的技术难度大。

　　湖南代表团建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这一建议向国务院交办，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作为重点处理的代表建议。同时建议国家对清水塘产业升级整体绿色外迁工程，在土地、财税、科技支持等政策上给予支持，将该地区企业绿色搬迁、居民避险安置、基础设施建设等列入国家相关重大专项资金支持和政策范围，将清水塘地区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研究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中央投入比例太低，地方配套比例太高，地方不堪重负。“中央负担30%，地方负担70%，算一下，600亿元的投入我们负责70%，就是400多亿，我们希望这个比例不是三七开，应该是倒过来，七三开，至少国家负担50%-60%。”潘碧灵说。

　　鉴于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任务艰巨，地方财政压力大，潘碧灵还建议，在中央支持和地方配套之外，以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为主题，申请发行专项债券。“国家现在每年都发行2000亿元的地方债券，今年增加到2500亿元。发行债券就是增加湖南地方债券的额度，跟国债一样，地方政府承担利息，老百姓买债券，就是用政府信誉作担保，预支未来的钱先用于治污，而且这项资金用途很专一，只能用于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湖南现在财政收入也有1800亿元，一年发行几十个亿的专项债券，地方财政还是可以承受的，关键是国家要给政策。”

　　像新马村村民这样，因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而饮水困难涉及的人数有上百万，数十万农民土地无法耕种。《方案》明确提出，加强对重金属污染地区民生安全饮水、重污染区失地农民的避险安置补偿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并作为重大民生项目列入《方案》。潘碧灵表示，目前仍无支持渠道，建议中央对《方案》中安全饮水及避险安置项目尽快予以支持。

　　潘碧灵还建议，中央应允许严重超标的土地闲置下来，同时给农民实行补偿。原来重金属的采矿、冶炼区域，对周边的环境包括土壤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现在土壤修复技术不成熟，投入又太大，短期搬迁也不现实，可以把这类土地暂时闲置下来，同时像生态补偿一样，对农民给予一定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