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规土现象：学者型官员落马迷途

　　年轻，厅局级，同济大学博士后。

　　头顶三个光环，上海规土局原副局长胡俊一直属于官员群体中的“骄子”。他曾在2003年以37岁的年龄升任副厅级干部，担任过上海规土局新闻发言人，又是科班出身，拿到了教育体系内的最高学历，还曾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熟悉胡俊的人知道，他戴着一副无边框近视眼镜，即便从政多年依然保持着儒雅的学者气质。

　　3月27日，这位仕途看好的“学者型官员”被开除党籍和行政职务，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纪检部门称，胡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严重违纪涉嫌犯罪。

　　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自同济大学的“博士后官员”詹运洲，也在2008年受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案牵扯被羁押。他曾担任上海房地局原规划管理处处长，曾作为上海市房地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

　　詹运洲虽未有刑事方面的处罚，却在此案后由正处级，降至副处级，事业生涯受阻。

　　学者型官员连番出事之后，上海规土局在岗的党政领导“一正四副二总工”的班子中，“学院派”官员已经所剩无几。

　　从学者中选拔官员的传统历来有之。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强的领域，“学院派”当政并不罕见。

　　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一名学者对本报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同济大学就开始向全国各地规土系统输送各种专业型人才，“有担任地方规划部门顾问的，也有挂职做规划局副局长甚至分管规划副市长的，也有的离开学校后直接进入行政系统。”

　　从学院到官场到落马，学者从政似有迷途。

　　上海城市化中的学者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胡俊为江苏南京人，于1984年考入南京大学地理学系城市-区域规划专业，其后免试直升本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1993年，胡俊作为我国第一批城市规划博士后的进入同济大学进行研究。1995年出站后，他开始担任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并担任中国规划学会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理事。

　　才执教短短2年的胡俊就被调任至上海市静安区城市规划管理局担任副局长，并很快擢升常务副局长、局长，在静安区改造大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世纪90年代是上海开发建设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心城区的开发改造为重中之重，静安区是浦东新区设立前上海市10个区中唯一不带郊区的中心城区，最为典型。

　　1990年代该区开发改造地块占改革开放后全区可拆迁改造土地总量的三分之二，成为最宏大的建设主体地段。

　　体制也是这一时期发生松动，上海土地批租采取“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将批租地块的准备、确定受让方和出让地价等政府性工作都下放至区政府负责，由区县层面出面向市规划、土地等审批单位进行协调。

　　体制松动带来了市场的活跃，重要建设地块出现许多家外资争相批租的现象。胡俊所在的静安区城市规划管理局就作为重要专职部门掌握着审批权力。

　　规划专业出身的胡俊在此时备受重用，他曾与该局同仁对静安区1992年至1998年开发建设项目的时段周期、规模总量、物业构成、功能变迁、机制类型等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相关学术论文还曾获得城市规划方面的奖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胡俊的政治生涯与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十分吻合。

　　2003年，当城区改造渐入尾声，郊区改造拉开序幕时，这位学者型官员被调任至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政府担任副县长、县委常委，直接主持崇明生态岛的规划工作。

　　五年后，上海市政府为规避上海社保案中出现的各种土地腐败，进行机构调整，将上海房地局拆分。土地管理功能与规划局合并，成立上海规土局，负责土地征用、规划以及矿产等。

　　此时，胡俊再度被委以重任，他被调任至新组建的上海规土局，分管土地规划直至落马。

　　根据相关土地系统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胡俊的问题应该出自这一连串任职的起点，即其在静安区任职期间。

　　围绕产学研的单向输送

　　由于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学科和各地实际需求非常紧密，学者从政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在职的教授借调到相关部门工作的情况并不罕见。

　　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规划领域，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1980年代后期中国开启城市化进程，专业规划背景的官员也渐被青睐。同济大学等专业院校也是在这一时期为政界输送大批专业型人才。

　　上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者汤宇卿对本报记者介绍，该学院最早的是1980年代到山东泰安市挂职副市长的教授王仲鼓。

　　“这种挂职的方式也不需要全天候工作，只需要每周去1次，参加相关规划会议讨论，制订一些方案。”汤宇卿说。

　　在挂职之后，其中一批学者返回学校继续教书，而另一批学者就正式

　　转入行政岗位，担任规划领域的官员。

　　据汤介绍，原因是一方面是希望吸纳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他们与学界结合，进行具体课题的研究，因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这类课题项目相当的多。

　　本报记者查询发现，胡俊从政后发表了一批以静安区城市开发建设、上海市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等主题的学术论文，专业职称为国家注册规划师，高级策划师。

　　此外，本报记者查询得知，胡俊在工作期间，先后主持完成《静安南京西路国际级商业商务街区综合开发规划》、《崇明岛域总体规划》以及《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等重大规划工作。

　　2004年刚刚上任不久后的胡俊就与母校同济大学合作成立崇明生态岛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成为上海首家致力于崇明生态岛建设重大科技问题研究的机构。

　　其中，崇明岛域总体规划还曾获得2005年度AIA国际规划大奖。

　　汤宇卿介绍，规划机关吸引学者进入行政系统的又一动因也在此，可以利用学界的学术资源，直接为规划工作服务，实现产学研的结合。

　　除了直接输送官员，同济大学还建有专门的“建设部同济大学城建干部培训中心”。2009年，该中心与郑州市规划局、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就共同组织了“郑州市城市规划系统专业培训班”。

　　学者从政的回流与焦虑

　　自从部分学者型官员在上海社保案中出事后，一些高校学者在是否调入行政系统的问题上就多了几分犹豫，部分学界人士开始思考学者从政的种种难题。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就有学者表示由于这些部门实权较大，往往诱惑也较大，学者型官员尽管有专业的优势，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职位竞争上往往并不占优势。

　　“现在调去政府则要事前想想值不值得，在高校里也挺好的，收入绝对够生活了，去了政府就身不由己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本报记者表示。

　　“如同大学里院长以上竞争就非常激烈，更何况在政府系统里面”，这位学者说，“从内心角度来说，高校更为宁静”。

　　本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从政府体系回到高校的现象也并不罕见，比如上海某高校的一位副校长就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在上海城建、规土系统任主要领导，但2009年就回到了其原先工作的高校。

　　对于不少高校教授而言，做了十几年的教学，生活模式已经日趋固化，对于复杂的官场系统颇有疑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就曾经对学者从政的困境和误区进行研究，他认为学者从政对于改善政府领导层的专业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具有重要作用。

　　他认为，在控制性政府逐渐让位于服务性政府的过程中，决策的专业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也要求政府决策者具有更高的专业和知识背景要求。

　　但刘昕也发现，学术研究和政府行政管理两类职业的差异性较大，前者强调“批判性”和“创新性”，后者却相对“程序性”和“事务性”。

　　学者汤宇卿则认为，贪腐本身与学者型官员的特质并没有正相关关系，“技术性官员出问题的概率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落马概率其实是一样的，还是个人因素居多。”

　　经历了胡俊的落马，在上海市规土局现任副局长、总工程师中，只剩一位总工程师有同济大学的讲师工作经历。其他官员虽然有一些学历，但主要经历仍在政府体系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