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博物馆馆长张临生谈鉴定

　　“我们在台北故宫时有一个规范——没有成文的：你管这个东西，你自己怎么能收藏，是不是瓜田李下？现在我的首饰挂件是我自己买的，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个是千古名言啊。在台北故宫，没有明文规定，可是你自己知道底线在哪里，我们也从不参与社会的鉴定。”

　

　张临生现在的职务是震旦博物馆的馆长，她更与另一个赫赫有名的文博机构联系在一起——台北故宫博物院。早在1969年，青春年少的张临生就通过考试而成为台北故宫的导览员。“当年考进台北故宫博物院，如入宝山。蒋慰堂院长鼓励我们，学海无涯，可以利用轮休日去念研究所，我自来服膺‘终身学习’的理念。博物馆的工作本身丰富多样，有价值感、使命感，使我不曾厌倦。”1991年，在台北故宫工作20多年后，张临生被任命为副院长，而谁也没有想到，9年之后，张临生自己辞去了院长之职。而台北故宫也成了她最梦牵魂绕的所在，在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谈及故宫专家与社会鉴定的话题后，张临生用了10个字：“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谈台北故宫

　　博物馆是终生学习的地方

　　艺术评论：你现在是震旦博物馆的馆长，你当时为什么离开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临生：2000年政党轮替的时候，我就不干了。

　　艺术评论：是因为当时陈水扁上台?

　　张临生：对，陈水扁上台，我怎么能做呢?太没有格调了。我是从基层做起的，做到副院长，但在政党轮替的时候，他们也还是留我。

　　艺术评论：所以你对台北故宫还是很留恋。

　　张临生：虽然我人不在那里工作，但是不等于不进去。我还是会去用他们的图书馆。我们台北故宫的图书馆，一直都是很好的。后来，我在大学里教书，需要什么资料，都喜欢去那里。那里管理得很好，很干净，服务又很好。一直到现在，周末的时候，我还是经常在故宫的图书馆。我觉得有好的图书馆，才能够让大家去亲近这些知识。

　　艺术评论：台北故宫在“亲民”这方面，以及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一块做得确实不错。值得大陆的博物馆借鉴。

　　张临生：对。我觉得博物馆就是教育的地方，终生学习的地方。我给我们这里的同仁讲，我们做博物馆是最开心的事情。因为做别的事业，就好像把你掏空，你做电子，把你掏空，你做金融，把你掏空，每天把你当机器。可是在博物馆，你每天都可以吸收新知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多少知识，是慢慢累积的。我也教给他们，你做导览的时候，千万不要逞强，都说“我讲给你们听啊，你们这些听众”。其实听众里面也有很多高人。他要是说了什么话，你赶快说，“请你指教”，这样你就等于偷学了很多。我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有些人，他来参观，他不是真的找个导览，而是找个讲话的对象，里面有很多大师、名家，他一高兴，就讲给你听，等于你上了一对一的课，还是免费的。太多这种机会了。我真的觉得可以成长。

　　艺术评论：你在台北故宫，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博物馆的身段比较低?

　　张临生：在台湾做公家事情，身段都很低。因为我们是服务的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小萝卜头，还没什么啦，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演变。就像警察，从前拿个棒子，大家都怕警察，现在都和颜悦色，我们不满意，可以告警察。对不对?警察也难为。公仆也难为。现在人民最了不起。

　　艺术评论：所以台北故宫的亲民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学术研究这一块呢?

　　张临生：学术研究这一块，倒是这几十年来，人们的观念改变很大。从前的人对博物馆的认知并不是那么强，很多人会讲，你博物馆把东西放着就好了，要个图书馆干嘛?好像你用公款就乱买东西一样。我们那个时候的馆长叫做蒋福聪，蒋院长一直强调图书的重要。人家就骂他了，就说，你就是个图书馆员，他以前是图书馆馆长。人家说，你就是本位主义，什么东西都是把图书馆(那一套)带进来。其实那个是很正确的，他说我们要把博物馆的架构做出来，要有一个图书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书，我们宋版书很多。管理很好，民间有好书的藏家，会把他的书捐给我们，他会觉得找到一个好婆家。就像上海图书馆，也会有人把书捐给他们。图书馆，书齐全了，看的人就多了。我们后来还印了四库全书，最气的就是大陆盗版。

　　艺术评论：盗版便宜嘛。价钱差太多了。

　　张临生：对啊，便宜太多了。他们是无本生意嘛。你知道我们怎么印的?多少钱印的?那个书36000多册，每一册都要剪开来，一片一片复印好，再把它装订回去。多少工夫啊。

　　艺术评论：台北故宫服务意识的变化，是不是也经历一个阶段性变化?

　　张临生：对，是逐渐变化的。

　　艺术评论：刚开始可能也有点高高在上。

　　张临生：对。当然也不完全说是高高在上。那个时代好像艺术距离大家都很远，大家生活程度都很低。我们那时有个李灵灿老师，在大学的时候，教中国美术史。我们去听，但是那时候很可怜，根本就没有书。那有几本外文的图书，统统都锁起来，怕有雅贼。老师就放几个幻灯片，回去就忘了。哪里像今天，我开开电脑，就看到很多图片。

　　艺术评论：所以那时候是物质、文化都很匮乏的年代。

　　张临生：我们经济还没有起飞的时代。并不是说亲不亲民。

　　艺术评论：真正台北故宫和大众走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张临生：大概也是经济富裕了之后。

　　艺术评论：八九十年代。

　　张临生：对。现在大陆也是啊。免费开放。就是为了全民教育嘛。提升大家的生活素质。我觉得每一个社会都是这样走出来的。

　　艺术评论：主要还是社会物质丰富导致观念和管理体制的变化。

　　谈馆际交流

　　第一次借展遇到街头抗争

　　艺术评论：我们知道台北故宫馆际交流这块做得比较好，你们第一次借展是什么样的情况?

　　张临生：我们在台北故宫时刚开始文物借展(借出展览)可不得了——台北街头不少民众都抗争，就好像那些文物就要一去不复返了。

　　艺术评论：那时候借到哪里?

　　张临生：我们第一次借展是借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60年的时候，那时候故宫博物院还没有在台北正式开放，所以跟民众还是有点距离的。过去，我们在1970年，去大阪世博会，我在大阪世博会做了7个月工作。那时候，大家好像也没有那么关心，也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回来。后来也在韩国展览，也没有什么。1991年的时候，我们到华盛顿的国家画廊，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的大展。1492年，看看全世界在那个年代都有什么好的文物。我们刚好是明代，明代有好多好东西，画、瓷器，我们旁边的日本、韩国，那些东西根本没办法跟我们比嘛。那个瓷器差得太远了。那个时候，也没事。

　　可是到了1995年、1996年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到美国的巡回展，那时候就反而引发了大家的争议。大家就说我们不应该拿出去展览，怕受到损伤啊什么。万一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万一谁都不能够保证。但是你要抗争的时候，说理也是说不清楚的。但是抗争也有一个好的效果，因为抗争，媒体每天在推波助澜，每天在登，无形当中让故宫很多好的文物，更加进入到每个人的脑袋里。从那以后，大家对画的名字，就如数家珍了。

　　我们有过那样痛苦的经验，但是对于文化宣传绝对是好事。那些画的名字都很古雅的，一般人都会觉得很拗口，诘屈聱牙，你要念都念不顺，可是那个主播每天都在讲，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让很多民众更清楚了这些文物。国外也做了很多报道，我也上过CNN。就是因为有这个抗争，我们1996年在美国的展览，被英国艺术杂志评选为“年度最成功的展览”，不仅是参观人数，还有报道数量，发挥效果。1996年我们做的这个展览很成功，大陆就不平衡，也要到纽约做一个，叫大都会博物馆做，大都会不肯做，因为刚刚做过，再做一个没意思。最后就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做，可是热潮已经过了，看的人也少，报道得也少。

　　艺术评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做第二个，要占得先机。

　　张临生：对，我们1960年的展览其实蛮重要的。很多艺术学者，他们自己都说，他们认识中华艺术，是从看那个展览开始。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年轻，才上初中什么的，展览给他们很大的冲击。收藏界也是这样，1935-36年在伦敦的展览，在抗战之前。在伦敦的展览之后，中国的古董、艺术，在欧洲才占有了一席之地。人家根本看不起东方嘛，所以伦敦为什么在古董艺术方面是一个重镇，也是因为1936年的展览。1960年的展览呢，则是带动了一股研究艺术的风气，大学里面才会有教中国艺术史的。都会有影响。交流展览，现在根本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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