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工人在囧途

　　我小心翼翼地跨过散发着酸臭味的泔水坑，沿着没有扶手的黑洞洞的楼梯拾级而上，来到温州中央涂村张广强的家—楼房是本地农民自建的。张家有20平方米大，就一个大开间，靠墙安着两张床、一个衣柜。

　　我是在毗邻中央涂村的双屿镇结识张广强的。双屿镇是温州制鞋企业最集中的地方，有几千家大小不一的制鞋工厂。在这里，摩的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2011年12月的一天，我在路边看到摩的司机张广强懒洋洋地晒着冬天的太阳，坐等顾客。张广强肩宽背厚，浓眉大眼，皮肤因长期开摩的变得黑里带红，笑起来很憨厚。他是安徽阜阳人，1994年就来双屿镇打工了。

　　与他熟识之后，我才知道张之前是鞋厂里的一个小头目—工长。2011年上半年，张广强到朋友所在的鞋厂做了三个多月工长，这个厂是给奥康鞋业做代工的，他一个月能拿四五千元。“但挺受气，不好做，管得松了老板骂，管得严了工人也不干。”

　　作为温州第一大支柱产业，温州鞋产量占全国鞋产量的1/10。2011年温州外贸出口总值181.65亿美元，鞋靴出口就有47.24亿美元。但这一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内里已呈衰败之相。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林进友告诉我，2010年统计的温州正规鞋厂有2694家，成规模的（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有696家，2011年这两个数据则分别变成了2588家和581家。

　　“一年倒掉100多家。”这还只是林进友手头的官方统计结果。

　　这些倒掉的企业多数受累于鞋的利润微薄。在2011年，温州出口一双鞋的平均价格是6.06美元。正常情况下，鞋厂利润率只有5%左右。早在2011年信贷危机发生之前，不少企业主就宁可将资本撤出，不断投入炒房和民间借贷等渠道。而那些还在苦苦支撑的制鞋企业，则在欧美经济低迷后，受欧美家庭削减消费预算的影响，订单大幅度减少。这也是温州制造模式下的其他产品，例如阀门、眼镜、服装等面临的同样困境。

　　2011年下半年，温州鞋厂因为信贷危机经营困难，工人又闹着不想加班要涨工资，不愿意受夹板气的张广强改行做了摩的司机，买摩托车花了1500元—这是他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天热的时候，一天能赚一两百元；11月份，一天多时赚一百元，少则七八十元。

　　张广强自嘲自己过去的这十几年：“钱没赚到，只赚了个老婆和两个孩子。我哥也在温州打工，36岁了都没老婆。”

　　“打工真没意思”

　　张广强1977年生，从17岁起就从安徽来了双屿镇，他的全家后来都来到温州打工。张家三兄弟的工作都跟鞋有关：弟弟两口子在温州藤桥的鞋厂工作；父亲跟着单身的哥哥张刚住，张刚辞掉工作，花500元买了一架做鞋用的高头车，在家研究如何给鞋打版。张刚原先做普通制鞋工人每月只挣两千多元，若做打版师傅，月薪就可以拿到五六千元。“这份工作做到60岁都可以，不像普通工人做到50岁眼睛就看不到东西了。”

　　中央涂村原先是“三不管”地带，现在归温州鹿城区管。这块北临瓯江、西邻鹿城工业区的不规则地带，是温州的贫民区，聚集着大量来温州鞋厂打工的外地工人。村里污水横流，路两边见缝插针开着店，家家门户洞开，半成品的鞋面积聚如小山。一位62岁的老妇人，老家在安徽，随儿子媳妇暂居于此。她勒出老茧的手套着橡胶指套，在一双花纹繁复的鞋面上穿针引线，大约10分钟完成一双，能赚1元的工钱。张广强有一儿一女，小儿子只有三个月大，他妻子王秋香没去上班在家里带孩子，闲时也靠缝合一些鞋面补贴家用。

　　根据工艺难度不同，一双鞋面的价钱从0.9元到2.5元不等。村里有好些包工头，见鞋厂招工就上前洽谈生意，将需要缝制的鞋面带回村里，分发给人做。对于工厂来讲，招工又要给工资又要给福利，成本高。这种外包的方式，既降低了成本又不费神。村里结账一律用现金，有妇女带着20双鞋面来，守在店里的老板就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20元给对方。

　　一位姓柯的工人，老家是江西九江的，妻子坐在门口缝鞋面，他带着两岁多的儿子在村里转悠。他妻子指着门外说，你看，下午2点了，还有人逛街。要是忙的时候，哪看得到人啊。

　　“往年这时候是做雪地靴、马靴，今年天气暖和，没生意。”老柯说。这两年温州鞋厂生意越来越差了：“原来一年四季都有事情做，现在好多厂都放假了，有些大厂停几条生产线，减了很多工人，因为没定单。以前加班常加到晚上十一二点，现在8点就没事了。”

　　但活多也有问题，老柯快40岁了，加班时间一长就熬不住了。2010年，张广强也因为长年在鞋厂坐着劳作，腰椎间盘突出在家休了一整年。加上那年张广强女儿生病住院10天，花了7000多元—为此，张家辛辛苦苦攒起来的4万元积蓄全花光了。

　　张家这样的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所需的生活费在2000元左右。物价的上涨让王秋香充满怨气，她如机关枪一般噼里啪啦地抱怨着物价：女儿每学期的学费是200元；房租一月350元；米价从一斤一元多涨到两元多，质量还下降了；煤气从五六十元一罐涨到了115元……这一家子的开支，全靠张广强开摩的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

　　早在20世纪90年代，张广强和王秋香在鞋厂做车包工—这是鞋厂里的技术工种，一个月计件工资能挣三千多元。“那时候工资还可以，导致我们都走进了误区，看不起做小生意的人。”张广强当时有几个朋友摆地摊，每天几毛钱几毛钱地赚。十年以后，张家没变化，但人家车子房子都买了。“当时想着做生意有风险啊，拿点死工资算了，谁知道10年后工资还是这样。”

　　1999年，附近黄龙教育新村的房子，一平方米卖七八百元，现在已经涨到了两万八千元了。张广强如今还在后悔当时没有买下来，否则“早发财”了。但靠着张广强的工资和王秋香缝鞋赚来的钱，他们倒是在安徽老家盖起了两层楼，花了5万元。但还未装修，只是毛坯房，现在还用砖头堵着门。

　　“没有经济头脑也没本钱，打工真的很没意思。”张广强说，“如今管人也越来越难了。”他待过的工厂如今大都裁减了1/3的工人量，2011年上半年张广强做工长，就是因为人少需要加班的问题引起了工人罢工。

　　即使像吴志国这样知道怎么管人、“有经济头脑”的人，在这一两年也感到了压力。这个34岁的湖北武穴人，现在是温州一家鞋厂负责技术的副总助理。2002年他就来温州打工了，头脑灵活，又很用心。一开始做500元一个月的普通工人时，吴志国偷偷摸摸在车间学技术，用半年学会了做鞋的全套工艺，工资也涨到了1700元一个月。这时候，他果断辞掉工作，另换了一家工厂—那里工资按计件算，一月能拿上三四千元。后来，他又去别的厂负责成形部门的管理（鞋厂大的部门分四个：开发、裁断、增车、成形），手下管着三个段长。

　　在现在这个鞋厂，他管技术，鞋在他手里不过关，就不能出厂。“这个岗位不好，光挑刺，得罪人。”

　　他也承认：“现在没以前赚钱了，以前能拿五六千元（计件），现在还是拿这个数，但物价飞涨。”

　　吴志国在老家修了房子，花了近40万元。他每月拿一个装着现金的大鞋盒给工人们发工资，然后请段长们吃饭，有时候还和外面加工厂的人吃吃喝喝。他一年要花上一万多元在请客吃饭上，占了他年收入的1/3。“这是没办法的，要维护关系，手下没有工人不行。”

　　在我接触到的工人里，岗位好一点工作轻松一点的中层管理者，都是初中学历（哪怕没有读完）。“没读书就是悲哀。”张广强说。他在工厂做管理的时候，连自己管的工人的名字有些都读不上来。每天晚上翻字典认名字，填罚款单，一直折腾到凌晨两三点。吴志国和张广强这样的70后工人，最在意的是下一代的教育，他们不希望孩子重复自己的老路。吴志国直接把两个儿子送回老家读书。张广强的女儿11岁，在附近的小学读5年级。他很难在温州找到愿意接纳女儿的中学—学生的成绩是与老师、学校的考评紧密相关的。

　　每天下午4点放学后，张广强的女儿都在同学家做作业，等到6点才回家吃饭。王秋香说：“我们叫她回家她都不愿意回来。我们也不懂她学的东西，她就愿意去同学家。”

　　待在家里缝鞋面和照顾儿子的王秋香说，张广强现在不做鞋厂的工作出去开摩的，自己在家提心吊胆的。“没有办法，总要找一点出路啊，所以只好在枪口上挣钱了。听说安徽老家搞了一个开发区，那还不如回家算了，在温州这样下去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听说，现在老家的小工，每天也能赚60元。”

　　“如果女儿初中找不到学校，还是要回老家的。”张广强说。

　　“工人问题最头疼”

　　双屿镇是温州中国鞋都工业园区所在地。1999年始建的园区，分为三期，三期工程尚未完工。园区东临瓯江，西至嵇师村官山，南起牛岭村，北至瓯江大桥，整体沿着104国道形成工业走廊，共15平方公里，南北长10公里。金温铁路、104国道与金丽温高速公路贯穿园区，交通便利。

　　往昔这里喧闹嘈杂，车水马龙，数亿双皮鞋就从这里出发，开始它们的全球之旅。十一二月份本是温州鞋厂忙着做冬靴、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但现在，出租车司机拉着我在空荡荡的园区里转悠，他说：“原来这里堵得厉害，现在都没几辆车了。”

　　人一少，招工就成了问题。大多数鞋厂都在门口贴出招聘的告示。

　　中午11点，身穿蓝色制服的工人三三两两、零零落落地结伴外出吃午饭，在这个季节，“蜂拥而出”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不少厂只保留了一条生产线开工，或者干脆关掉放工人的假。

　　温州鞋厂的老板们已经意识到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他们中的一些人维系着现有的鞋厂生意，是为了保持现金流或融资，然后将钱投向其他产业：有个鞋厂老板在东北开设了一家炼钢厂；更多的老板将资金投入到更高利润的资本游戏里—炒房、放高利贷。

　　“鞋这种制造业已经走到了末路，”温州金融港董事长黄伟健说，“部分产业是为了融资而存在的，就是一个壳，融资得来的钱，被拿到外地去投资。”

　　2011年12月18日12点半，一位土耳其商人Hakan来到香雪丽鞋厂，同行的还有两名厦门一家贸易公司的代表。香雪丽以生产女式鞋为主，年产值约2000多万元，刚刚过了温州鞋业中规模以上企业的标准线。

　　Hakan在香雪丽的会议室一直等到2点，老板郑启蒙还没有来。他有点不耐烦了。厦门的贸易公司代表说，要不是Hakan看中这里的两款女士靴子，否则早就走了。

　　2点半，郑启蒙来到会议室与Hakan谈判。他指着后者想要的靴子问，报价多少？Hakan报了个数：50元。郑摆了摆手说价格太低了，“不可能”。双方交涉了半晌，最后这款靴子以67元的价格初步成交。

　　从2008年起，Hakan就在中国采购鞋子，他告诉我，中国国内女式鞋当属成都工厂制作得最好，设计新颖，而且全是手工制作。他过去一直在那里采购，但成都每双鞋要比温州高出20元。现在，他考虑在温州进货。

　　瘦削精干的郑启蒙是典型的温州本地人。1985年，他的父亲就和几位亲戚朋友开了制鞋的小作坊：皮革从市场上买；租用农民自己修的楼房，上面住人，一楼做鞋，一天能做十几双。当时从温州到上海，运输主要靠轮船。这些做鞋的作坊就都挤在通往港口的路上—郑启蒙的父亲也在那儿附近开了一个8平方米的小店卖鞋，郑每天就给父亲送饭。

　　2002年，郑启蒙家里兄弟姐妹四人，每人出20万元，成立了香雪丽鞋厂。厂房占地800平方米，工人百来名。工厂创立之初，郑启蒙在商场里相中了一双女式凉鞋，卖七八百元。他觉得贵，舍不得买，但纠结半天，他觉得这鞋肯定畅销，最终还是买回来搞仿制—就是这款仿制的凉鞋外销卖了20万双，让他挣到了四五十万元的净利润。

　　简单模仿和质量问题是香雪丽这类工厂的痼疾。郑启蒙在仿制上只有过那一次幸运经历，之后，他的模仿和跟风都没有大获成功。

　　在网络上销售女鞋的义乌穹天贸易公司总经理黄鹏告诉我，香雪丽工厂质量不稳定，归根结底还是工人的问题—技术工人流失率比较大。熟练工流失，工厂就需要招徕新手培养，磨合期间鞋的质量就容易出问题。而工人的稳定性，与工厂对员工的重视程度、管理水平、订单稳定性又息息相关。订单忽多忽少，多时工人累死，少时工人又吃不饱，这两种情况都容易导致鞋厂质量不过关。

　　2011年是郑启蒙和他的同行们最难过的关口。2011年之前，郑启蒙最多时有500名熟练工人，两条生产线开足马力。2008年之后，欧美骤然恶化的经济让他的订单数量剧减。到了温州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2011年底，郑已经关了一条生产线，工人大概只剩下了100来人。

　　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林进友认为，温州鞋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人的管理问题，再加上原材料成本急剧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另外欧债危机使得原本出口欧洲的订单越来越少。“但是，这不只是温州，全国的制造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制造业的问题早就存在了，2011年只是集中在温州爆发了而已。”

　　工人现在是鞋厂老板最头疼的问题，一位温州工厂老板告诉我，“现在工人的工资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以前的人员很固定，现在今天选好了工人，明天别人给高工资他就跑了。”工人流动率很高，有订单时找不到人来做，而现在是客户说了算，延期一天交货就要罚钱。

　　鞋底生产商陈晓春说：“温州的不少老板思维还没有转过弯来，他觉得工人就是来给我打工的。但要用钱留住一个人的心现在越来越难了。”

　　他举例说，温州最大的奥康集团很早就打出了企业归属感的旗号，若员工是夫妻两人一块过来，奥康就为他们提供夫妻房；如果员工在除夕前就来上班，奥康就给他们报销全额路费；员工介绍一个员工过来，奖励500元。

　　“人都不知道前面的路”

　　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确实是最早意识到人才问题的温州生意人之一。奥康是温州最大的鞋业品牌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公司正准备上市，正忙着路演。王振滔从1985年开始卖鞋。1988年，他就意识到如果自己有工厂的话，能掌握成本、流行趋势，最重要的是能生产出质量好的鞋子。

　　王家的楼修了三层，他将一楼、二楼的6间房改成作坊，招了七八个工人，并且请来一位制鞋的女师傅。“那可是最好的师傅，我一个月付她800元，别人请的师傅350元一个月。”

　　目前，奥康集团与鞋相关的近两万员工，生产部门只有不到5000人，生产的鞋子占其销售总量的40%。奥康有七八十家代工厂，集中于温州。王振滔对奥康的定位是品牌运营商，因此他的员工以销售和市场为主：“我们不是温州最大的鞋厂，但绝对是温州最大的品牌商。”

　　在王振滔看来，70后的工人吃苦耐劳，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大群人靠着他们吃饭”。但80后，尤其是90后的工人，不是为赚几块钱，是寻求满足、开心、快乐这样的氛围。很多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自己挣的钱还不够，还会让家里寄钱来。“80年代我创业时，工人自己主动晚上加班加点。现在我要求企业里要给员工组织活动，一个月一次大活动，一个星期一次小活动。”

　　温州鞋厂大多数工人从早晨8点开始上班，一直到晚上10点，中间分别有一个小时时间吃午饭和晚饭。加班是根据产量来定的，年轻工人都不愿意加班。张广强之前所在的那个鞋厂因为加班问题还引起过罢工。张摇头说：“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管，80后、90后，工资低了不做，时间长了不做，都追求自由。”

　　许广银是一家鞋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一年收入8万到10万元。他是典型的70后，安徽人，1997年大专毕业，毕业后去广东打了两年工，1999年来到温州。“如果我不读大专的话，职位也不会提得那么快。首先你得懂电脑，我们那时候还专门去电脑学校里用WPS练五笔。”

　　2002年的时候，许广银帮着发工资。有的工人不识字，领工资的时候按手印。“两三个字半天也写不出来，写出来我们还不认识，明明是张三，我们看着像李四。”现在80后占了工人的一大部分，文化素质也提高了很多。

　　他告诉我，2000年前，老板对工人存在打骂现象，工资不高，工人做得不开心，闹点情绪，老板就会找人来打骂工人，从二楼踢到一楼的都有。2002年之后，法律监管增强了，老板们也收敛了很多。

　　“90后都管我们叫叔叔了，他们没吃过什么苦，受点气，工资不要也要走人。他们还打架，有老乡朋友在外面混，如在厂里和同事闹翻了，就叫上老乡朋友过来帮忙出气。”

　　“这种事，80后、70后很少掺和，考虑事情周全多了，打架就是和工资过意不去。”

　　31岁的刘洋，正是张广强、许广银嘴里的80后。他是重庆石柱县人，圆头圆脑，一笑开就像弥勒佛，天蓝色的T恤勒出圆滚滚的将军肚。

　　和多数打工的人一样，刘洋一回想过去，首先后悔的就是“要是多读几年书就好了，职位会比现在高”。1998年，初中毕业的刘洋到温州双屿镇鞋厂做普通工人，一月工资350元。那时候，“中国鞋都”双屿镇还是大片的水稻田、狭窄的土路。鞋厂是用简易棚搭的，一百平方米大小，里面有二三十个工人。他住的工人宿舍是用塑料棚搭起来的，一个房间里，男的睡这边，女的睡那边，中间用布帘隔开。“有的男女互相看着对上了眼，索性就住到一起去了。”

　　刘洋觉得自己年轻时对恋爱的概念更多是一种好玩的游戏。他描述工厂的女孩时，形容她们“一点不害羞，很直接”。一旦离职或者转工，对于这些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机器前的工人来说，便意味着男女朋友要分手。“走也无所谓，她走她的，我走我的。我们当时也没有想过跟谁过一辈子。”

　　从1998年到温州起，一直至2010年结婚前，刘洋是“月光族”。天天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潇洒得很。挣两千元一个月花完，挣五千元也是同样的结果。他年纪不大，但经历其实挺复杂，在鞋厂工作期间也出来混过社会，守过赌场还开过按摩店。

　　但是2008年，一场急性肝炎让刘洋突然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病来势汹汹，他突然垮掉了，全身发软皮肤发黄，到处借不到钱，只有家里人给他寄医药费。“他们只给医药费，不给零花钱，知道我在外面疯惯了。”

　　刘洋回重庆老家休了一整年，2009年7月重新回温州打工，厂里包吃包住，一个月挣5000元。2010年，刘洋依照父母的意思，在老家找了一位当地姑娘结婚。他妻子比他小8岁，在老家呆着，“这样方便照顾家里老人，心里踏实一些”。

　　婚后，刘洋每月汇4000元回家，只留1000多元自己用。“以前钱赚了就乱花，现在后悔了，所以老老实实来上班了。”我问他如果没有发病他的生活会怎么样，他说：“人都是不知道前面的路的。”

　　“我们要自由”

　　普娜斯的工厂成立于2011年9月，位于鹿城工业区，这是温州八九十年代的鞋厂集中地，最老的工业区。在一片陈旧破败里，普娜斯厂房内部别有洞天。墙刷得雪白，灰色水泥地面洁净，漆成绿白相间的流水线鲜亮扎眼。

　　普娜斯总经理姜卉芬，挑染着棕色长发，身着大毛领灰色小皮衣，踩着一双黑色及膝长靴。她是安徽黄山市祁门县人，1981年出生。2000年安徽大学英语系毕业之后，坐了十几小时的大巴来到温州，做外贸销售。2001年，她开始在一家外贸鞋厂做业务，月薪800元。2003年，她花费3个月时间说服老板花了10万元加入阿里巴巴高级供应商的行列—这是她当时“最骄傲的一件事”。

　　“过去真的没有一个老板愿意花一大笔钱在这么一个莫须有的东西上。你觉得互联网发展前途很大，他们不这么觉得，他们看不到结果。”

　　2006年，姜卉芬单飞，与澳大利亚客户合伙，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她负责在温州找代工厂下订单。她记得很清晰，是当年3月8日成立公司，“既迷茫又激动，就我一个人，没有人帮我。”两个月后她向澳大利亚发出了2000双鞋，赚了一万多美元，请来温州的弟弟美美地吃了一顿。

　　2008年，这家贸易公司做到了一百万美元的规模，有10%的利润。2009年，当她把订单做到近两百万美元之后，利润却下降到8%。“这是个不健康的行业，全靠压价来占领市场。”姜卉芬说，有的鞋，成本是45元，加上利润10%，出厂价为50元。但是有些厂就以45元的出厂价来抢客户。

　　最糟糕的是，她还遇上了质量问题，代工厂不认账，最后她自己承担了这笔索赔。她手头有订单，为何不自己开一家制鞋厂呢？既能赚更多的钱，又能控制产品质量。2011年9月，她与另外两位合伙人一起，共同投资成立普娜斯。

　　她在鹿城工业区租了标准化厂房，交了168万元押金；另外备了流动资金150万元，招聘了将近两百名工人。

　　她的工厂后勤、商务、生产管理、开发、成本核算、仓库等行政人员有20多人，占人员比例比较大。“很多工厂都没有这么一个比例，开支太大了。但我相信质量和管理更重要，才招这么多人。”与她同在一个大院的别家工厂，头一道工序就和普娜斯不一样。普娜斯有产前试做，打版之后，先做少量，然后开会解决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别家工厂根本没有这道工序。9月份，普娜斯订单不足，帮那家工厂做代工，那家老板见了普娜斯的成品，说你们做的比我们做的好多了。

　　“老一辈的生意人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做品牌的话就不能这样。毕竟，品牌的推广、管理的提升都需要付出代价。但他们只管赚钱，就没有兴趣对其他方面投入了。”

　　普娜斯原本在西班牙有几十万双鞋的订单，因为欧债危机全黄了。这个厂几乎快崩溃了，但是姜卉芬比较开放，很快转向了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让温州的中小型制鞋企业在2011年的冬天感觉到一点温暖。这一年的冬天特别难熬，首先是以往温州鞋业第一大出口地区欧盟因为经济危机订单急剧减少。在内销市场上，温州是国内做冬靴的主要地区，冬靴费材料费人工，批发价格高。往年，温州鞋厂就靠这个赚一笔钱。但因为2011年是暖冬，来自南方的订单几乎没有，有的话也是订了第一批货之后就没有后续了。一旦没有订单，工厂冬天就要断粮，临时开发新客户费时费力，难解燃眉之急。

　　电子商务的好处是不受地域限制；其次，它的资金周转速度比实体代理商快得多，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工厂“现金付账”的要求。但电子商务的快速反应，也对这些习惯粗放型管理的作坊式工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常，电子商务公司先开发若干个款式，少量生产试售，收到销售数据之后，再将大受欢迎的款式定下来，进行大批量生产。对于电商来讲，鞋子质量上出问题必须及时对顾客做出反应。

　　姜卉芬觉得自己的温州同行们都很保守，不易接受新事物。她和别的老板提淘宝，都劝她不要做，因为会赔钱。淘宝是直接面对客户，质量一旦出问题顾客就马上要求退货。“他们没有产前试做，退货就会比较多。”

　　姜卉芬是新一代工厂主，充满勇气、敢于尝试新事物、反应灵敏。和自己的上一辈相比，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视野更为开阔，学习能力更强，目标更为明确。

　　相应的，他们的经营模式也给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高水平的技能、适应严格精细的管理。当更年轻的90后工人涌入市场，姜卉芬却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太自我了”。

　　姜卉芬的公公负责普娜斯的招工。60多岁的他向我抱怨，招工越来越难了，工人也越来越不好管了。

　　“现在工人的流动性很大，七八十年代想进一个单位是很不容易的，能进工厂是很了不起的事。现在的小青年，第一工资要高，第二活要轻，第三要自由。不讲责任，无故旷工。如果你辞退他，他也无所谓。”

　　“染黄发的、文身的，我看着就不大顺眼。照西方的观点，染发是我的自由，只要我把工作做好就行，管我染红发还是黄发。但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不合传统，不像好人。”在普娜斯，我见到了一些90后的工人，最年轻的刚满18岁。他们绷着脸，明亮的眼睛直视你，微微扬起下巴，隐隐透着桀骜不羁—他们让我联想起了小一点的刘洋。

　　刘洋自己也承认：“我其实不喜欢受约束，只不过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但他对比他小的90后工人的自由散漫和有今天没明天的活法也有点看不上。1999年，刘洋花了3000元找师傅学了一整套做鞋的技术，这是他后来在鞋厂吃香的原因—不像现在的年轻工人，“做哪样就只会哪样”。刘洋现在是车间主管，管着60人。“现在的90后，你让他跟你学一下技术，他说跟你学这个干吗？累死了！”

　　“（90后）他们一上来就给你讲条件，一天上几小时班，工资拿多少？”

　　工厂内部岗位的流动性比较大，今天在这条流水线上做，说不定明天就要转去别处。刘洋有时必须调空闲的人去忙碌的岗位上帮忙。有些人很反感这种转换，觉得费力费神，不愿意去，双方就会起冲突。10年前刘洋就业的时候，工厂看工人不听话可以打人；现在风水倒转，工人动不动就上劳动局告你，一告就有人来查。

　　“做鞋就等于坐牢一样，天天守在这里，走不掉。”刘洋说，“但80后做事不用人说，90后做事教都不听！做上十天半个月干得不顺心，钱都不要就跑掉了。”

　　2011年11月，我在双屿镇中国鞋都一区的一家台球房里，见到了几个90后工人。

　　他们中的一个叫马骄成，刚满20岁，皮肤黝黑、眉头纠结在一块，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台球房邻近的工人宿舍前接受采访。

　　他看了看四周：“这里太脏了，到处是垃圾，我们老家的卫生都比这里好呢。”他的老家是贵州威宁县，在大山里，从他住的村里出来，到威宁县城要花四五个小时。他要从威宁转车到云南昭通，再到贵阳，最后才能到温州。

　　马骄成的父母都在家种地。他18岁第一次来温州，在康登鞋厂打杂，1300元一个月的保底工资，最高一个月拿到3000元。通常7点半或者8点上班，晚上加班到12点。最忙时天天加班到深夜，只有中午和晚上各留出一个小时吃饭。这份工作马骄成做了两个多月就不干了。

　　他回到老家，和朋友在县城闲逛，玩了两个月。等手上没钱了，他重返温州，在梅点（音）童鞋厂做普通工人，一个月两千多。做了四个月，马骄成回到老家过年。2010年一整年，除了春节后来温州看了看，玩了一个月，其余时间他都在老家待着。挣来的钱花光之后，马骄成就跟着父母种烤烟、玉米、土豆。他老家的房子是土坯房，若盖上两层楼的砖房，要十多万。村里有一半多的人家盖了砖房，他父母希望马骄成和他哥哥能在外挣点钱，盖个砖房。

　　2011年8月，马骄成再回温州，忙的时候拿2000多，不忙的时候拿1900元的保底工资。他现在所在的工厂本来有两条生产线、200名工人，现在行业不景气，只有一条生产线开工，在厂的工人只有百来名。

　　采访马骄成的时候，旁边一个年轻小伙子大声说：“我们要自由！就是要找记者曝光！我们每天都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马骄成现在和老乡租房子住，两人平摊260元的房租，马骄成平时也没什么娱乐，就闲逛、打牌。他始终觉得打工的生活很难忍受：“如果超过两个月，我就受不了了，干脆不干了。”但究竟要去哪里，干什么，他也不知道。

　　这种情况其实不只是温州独有。我在重庆万州区高梁镇新店村的一次村务会议上，看到来开会的村民都是50岁以上的人，忍不住问村长万久明：“十年后谁来种地呢？”万久明回答说，村里40多岁的人大部分在外面务工，他们都看到了城市的发展，也都挣到了点钱，对种田已经没有了多大的兴趣。20到30岁的年轻人，从小看父亲在外务工，成年后也追随父辈的足迹到城里去闯荡，农活已经不会干了。再小一点的人，文化结构都发生变化了，基本是初中、高中以上，能写能读，更不愿意种地了。万久明说：“那些年轻人把广州、深圳那些城市当做家了。”

　　但就连相对混得开的刘洋也说，1998年他刚来双屿镇的时候，温州本地农民对他们还不错，但经济一发展，异乡人的感觉反而越来越浓。“现在不行了，他们当外地人是贼一样的。”

　　我问刘洋，你以后会回老家吗？他回答说等做不动了，还是想回老家的。

　　刘洋的老家在长江边，村里能听得到轮船的汽笛声，他经常会怀念起那段时光：“在我们老家，老乡看到客人会扔开手头的活计和你聊天。我小时候吃饭，一个碗盛满饭在整个村子里跑着去人家锅里夹菜。这边谁理你啊！”